梵我的关系

古希腊文明在城墙的包裹中孕育而成。事实上，所有的现代文明都曾有过各自青砖灰泥的摇篮。

高墙如辙般深深地铭刻于人类的心灵之上。它们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设定出一道“分而治之”的定理，并随之成为一种习惯行为的滥觞，即通过加固防御和互相隔离，来保卫我们的战利品。我们分成一个个邦国，一门门学科，还分出自然与人。这种思维在我们的心里植下这样的种子：任何超出我们所筑藩篱之外的事物，都将引起莫大的怀疑，而且万物都不得不艰苦斗争以进入我们的认识之门。

当第一个雅利安入侵者出现在印度时，它尚是一片广袤的丛林大陆，但这批新来者迅速开发利用了这块土地。这片森林为它们提供了栖身之所，以避免太阳的剧烈高温和热带暴风雨的肆虐。此外，还为牲畜提供牧场，为祭祀的圣火提供燃料，为修筑房舍提供材料。而且，不同的雅利安种姓族群及他们的男权首领定居在不同的森林带中，这些森林带在自然保护、充足的食物和水源等方面都有着一些特殊的利用价值。

所以在印度，我们的文明的确是在森林中孕育诞生，并自它的起源和环境便成就了自己清晰显著的特征。它被自然界中勃勃的生命所环绕，被她们所滋养、所塑造，并与她们那多变

的性情有着最为亲密和最为频繁的互动交融。

如此的一种生活可能会被这样认为：它有着让人的心智变得幼稚单纯的趋势，并因降低生存标准而贬抑人类进步的激情。但我们发现：古印度的丛林生活条件并没有束缚人的心智，也没有弱化人类的能量之流，而只是指明了一个特定的方向。在与自然界勃勃生机的不断接触中，人的心智得以从他的欲望中解脱出来，而他的欲望本是围绕着所获之物，通过划定界限来扩张他的地盘。人的目标也不再是索取而是证悟，以及通过与周边环境共存共生而扩大见闻觉知。他可以感觉到这一真理四处充盈，即没有什么可以在绝对孤立中存在，并且，接近真理的唯一方法，是让我们的生命深入到与万物的交互体验和感受中去。要领悟人类精神和世界精神之间的伟大和谐，就要对古印度栖身丛林的圣哲们怀有感恩之情。

在晚一些的日子，另一个时代到来了：远古的原始森林让道给用于耕种的田地，富裕的城镇在四面八方纷纷冒出。强有力的王国得以建立，并拥有可以和全世界所有的强大势力进行交往的方式。但是，即便是在物质财富已达巅峰的那些时期，印度人仍然带着恋慕之情，时时回首早期艰苦卓绝的自我证悟这一理想，对隐居丛林修道的俭朴生活的赞誉之情，以及在这些生活中积淀的智慧并从中汲取的灵感。

西方人看似对他们制伏自然的想法颇为自豪。好像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恐怖可怕的世界中，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同那个令人无奈而又万分陌生的事物秩序角智角力，从中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种感情就是以城墙式习惯进行心智训练的后果。对一个生存于城市中的人来说，他会很自然地将他精神视域的焦点，集中投射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方向上，这也造成了自己与他所处的的宇宙二者之间的人为分离。

但是在印度，这种观念是迥然不同的；作为一个伟大的真理，它将人类囊括在世界之中。印度人强调将万物都置于和谐，这种和谐则存在于梵我之间。如果周围事物绝对外在于我们，那么她们会觉得，我们丝毫没有可以和环境交融互动的手段。而男人们对自然的抱怨却是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以获取最多的必需品。的确如此，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是徒劳的。他们每天都收获颇丰，却又彰显着人类与自然的合理性关联，因为除了真正与我们相关的东西外，我们从来没有谋取任何非分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