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我的关系
古希腊文明在城墙的包裹中孕育而成。事实上,所有的现代文明都曾有过各自青砖灰泥的摇篮。
高墙如辙般深深地铭刻于人类的心灵之上。它们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设定出一道“分而治之”的定理,并随之成为一种习惯行为的滥觞,即通过加固防御和互相隔离,来保卫我们的战利品。我们分成一个个邦国,一门门学科,还分出自然与人。这种思维在我们的心里植下这样的种子:任何超出我们所筑藩篱之外的事物,都将引起莫大的怀疑,而且万物都不得不艰苦斗争以进入我们的认识之门。
当第一个雅利安入侵者出现在印度时,它尚是一片广袤的丛林大陆,但这批新来者迅速开发利用了这块土地。这片森林为它们提供了栖身之所,以避免太阳的剧烈高温和热带暴风雨的肆虐。此外,还为牲畜提供牧场,为祭祀的圣火提供燃料,为修筑房舍提供材料。而且,不同的雅利安种姓族群及他们的男权首领定居在不同的森林带中,这些森林带在自然保护、充足的食物和水源等方面都有着一些特殊的利用价值。
所以在印度,我们的文明的确是在森林中孕育诞生,并自它的起源和环境便成就了自己清晰显著的特征。它被自然界中勃勃的生命所环绕,被她们所滋养、所塑造,并与她们那多变
的性情有着最为亲密和最为频繁的互动交融。
如此的一种生活可能会被这样认为:它有着让人的心智变得幼稚单纯的趋势,并因降低生存标准而贬抑人类进步的激情。但我们发现:古印度的丛林生活条件并没有束缚人的心智,也没有弱化人类的能量之流,而只是指明了一个特定的方向。在与自然界勃勃生机的不断接触中,人的心智得以从他的欲望中解脱出来,而他的欲望本是围绕着所获之物,通过划定界限来扩张他的地盘。人的目标也不再是索取而是证悟,以及通过与周边环境共存共生而扩大见闻觉知。他可以感觉到这一真理四处充盈,即没有什么可以在绝对孤立中存在,并且,接近真理的唯一方法,是让我们的生命深入到与万物的交互体验和感受中去。要领悟人类精神和世界精神之间的伟大和谐,就要对古印度栖身丛林的圣哲们怀有感恩之情。
在晚一些的日子,另一个时代到来了:远古的原始森林让道给用于耕种的田地,富裕的城镇在四面八方纷纷冒出。强有力的王国得以建立,并拥有可以和全世界所有的强大势力进行交往的方式。但是,即便是在物质财富已达巅峰的那些时期,印度人仍然带着恋慕之情,时时回首早期艰苦卓绝的自我证悟这一理想,对隐居丛林修道的俭朴生活的赞誉之情,以及在这些生活中积淀的智慧并从中汲取的灵感。
西方人看似对他们制伏自然的想法颇为自豪。好像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恐怖可怕的世界中,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同那个令人无奈而又万分陌生的事物秩序角智角力,从中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种感情就是以城墙式习惯进行心智训练的后果。对一个生存于城市中的人来说,他会很自然地将他精神视域的焦点,集中投射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方向上,这也造成了自己与他所处的的宇宙二者之间的人为分离。
但是在印度,这种观念是迥然不同的;作为一个伟大的真理,它将人类囊括在世界之中。印度人强调将万物都置于和谐,这种和谐则存在于梵我之间。如果周围事物绝对外在于我们,那么她们会觉得,我们丝毫没有可以和环境交融互动的手段。而男人们对自然的抱怨却是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以获取最多的必需品。的确如此,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是徒劳的。他们每天都收获颇丰,却又彰显着人类与自然的合理性关联,因为除了真正与我们相关的东西外,我们从来没有谋取任何非分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