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故事到思想的变迁，实际是从文学到哲学的过程，这一形而上的提升使历史从经验衍变为一种智慧。“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按照范文澜的看法，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属于“史官文化”。中国传统上缺乏宗教色彩，历史与天理就成为中国式宗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不仅意味着至高的智慧，甚至成为一种神圣的意识形态。历史使一个缺乏宗教情怀的中国人超脱了生命价值的限定，相信一种永恒的正义与道德。立德立言立功成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最大的人生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忍辱负重写作《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事实上，不仅文天祥这样的仁人志士崇拜历史，就是平庸如明英宗，也对历史充满敬畏。他在“土木之变”中被蒙古瓦剌俘虏，瓦剌首领也先以妹相许，英宗坚决拒绝——汉人天子做胡人女婿，史书上会留下“千古骂名”。应当承认，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神性；为了尊严与名誉，一个人是可以放弃生命的。

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几乎没有其他文明比中国更富于“历史”传统。在中国传统中，“史”是一种负责记事的古老的官职。文字的诞生常常也是历史的诞生，《说文叙》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初造书契。”正因为这种官方色彩，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所谓历史其实就是宫廷史和权谋史。按照鲁迅的说法，是帝王将相和伟人的家史。这种历史观一种占据着中国历史主流，从历史诞生的那一天起直到今天，所谓的“正统”依然没有松动的痕迹。在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历史学中，历史常常以文明史的面目出现。基于一种普世的人类文明视角，对历史的文化学解读构成一种平民化的“新历史”，这有别于中国式权谋的“旧历史”。如果说易中天的《品三国》和吴思的《潜规则》依然是“旧历史”的继续，那么从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到彭慕兰的《大分流》，历史早已呈现出另一番模样：比起皇帝有几个嫔妃来，我们更关心从前的普通人——或者说我们的祖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过什么样的想法……毫无疑问，后者离我们更近，就如同猴子比乌龟更接近人类。如果说前者接近有趣的传说故事，那么后者才属于真正的历史。在旧的历史传统中，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现在的历史；而在新历史中，历史就是现在的政治，“撇开政治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

“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这是《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据说蜉蝣朝生暮死，寿命很短，其实人的寿命也并不比很多动物更长；但因为人类拥有历史，这使人类拥有了远远超过其生命限度的智慧。每一代人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他们的智慧是所有前人智慧的叠加。历史就是人类的基因图谱，它保存着人类的身世和所有生存记忆。历史赋予人记忆，也赋予人“身份”。历史不仅包括政治史、战争史、制度史，也包括社会史、经济史、生活史、文化史、民俗史和心灵史。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构成人类文化的思想核心。当文化遭遇政治时，历史就被权力改写；历史变成权力史，或者宫廷史政治史阴谋史。权力的阴暗必然使历史走向阴暗，甚至彻底消灭历史——“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

“五经皆史也”，中国无疑是一个极其“历史”的国度，事实上却面临“历史”的贫困。所谓“正史”常常被权力篡改为“秽史”，反而是民间的“野史”流传更广。这种野史导致小说的滥觞，毕竟人是历史最重要的载体。作家余世存批评道，我们的历史写作绝大多数是才子佳人之作，是帝王师将相帮闲之作，是或躲在书斋或上了电视的光鲜的学者大师之作，却少有一个现代精神、气魄、理性统一的中国人之作。从这种意义上，在当下中国的“历史热”中，既不缺乏权谋史和名人传记的“励志”智慧，也不缺乏“戏说”和“恶搞”的“娱乐”故事，而是缺乏真正的历史——构筑在思想、理性、良知和智慧之上的平民史和文明史。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指出：中国当下“最大的毛病即是硬化历史”，要解决今日中国的问题，“就是要多读历史”，“首先要开放历史”，“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历史不仅是镜鉴，而且是进入行动之出发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众能接受之历史，等于让亿万人之行动出诸暗中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