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中国到世界：历史的贫困与历史的终结

在西方语境中，“历史”并不是一个好词，历史必然包括污点与批判，正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它完全符合西方的历史价值观——“无分国别，人类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克罗齐）。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央之国”的传统时代。作为人类一分子，每个中国人首先是一个人，是地球公民，因为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全球化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首先属于人类文化；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所谓历史，应当首先是人类共同的记忆，人类史才是真正的“大历史”。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写道：“人类的历史既已逐渐一元化，以前历史家从短距离近视界所作的，自此可以因为新的事实存在或强调而更具体化，或予以增减而使之更符合时代”；“从全人类的历史着眼，不受国籍领域的限制，否则即不可能成为大历史”。毫无疑问，这是全球化时代赋予历史的新定义。

从传统意义上，中国历史就是集权的历史，“假设没有这样的中央集权，我们的大多数的祖先都已不能生存，遑论及我们后代”。因为地理与统治的封闭性，中国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是世界的“例外”。这种封闭性不仅令中国文化自成一统，也使历史在中国形成独特的样式。这种“中国特色”的历史不仅以宫廷权谋为主流，而且缺乏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背景，似乎中国完全独立于世界而存在。从大历史的视界来看，这种历史算不得真正的历史，而只是“中国志”而已，因为它完全是停留在中国视野内的一种“地方志”写作。

法国学者阿隆认为，人类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已进入“世界史的黎明”。随着交通、通信和信息等技术的日新月异，世界越来越扁平化，人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球村”时代。人类世界不分畛域，同呼吸共命运。事实上，这种“全球化”并不是今天才有，从人类的起源和扩散，到文化技术的传播和交流，人类历史其实就是全球化的历史。离开全球化的人类发展背景，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历史，而只有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地方志，即局部的历史或者历史的局部。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言，“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此“天下”完全可视为现在的“世界”。这才是历史的全局。

从根本上来说，历史不是讲故事，而是一种解释，即对史料做出有思想有见地的分析；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席勒化”，而不是“莎士比亚化”。面对同一史料，可能见仁见智，往往会有不同的解释。这或许恰恰就是历史令人着迷之处。哲学家波普尔指出，每一代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看待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不同的历史解释往往蕴涵着不同历史学家独有的思想视角与价值评判，这就是历史的当代性，所以就有了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不懂得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同样，不懂得现在，就无法理解过去。“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在一种普世价值之下，人类历史不可避免地趋向统一和一元化，不同文明在碰撞与交流中逐渐找到共识。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提供了一个美好的机缘，使所有的历史回到其最原始的起点，让人们用文明的眼光来打量历史，每一个历史都回到了人类史的大视野之下。

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这种夜郎自大的局限与狭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指出：“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进入“现代”以来，西方中心论甚嚣尘上，西方文化就是历史的中心。当斯宾格勒在贫民窟的烛光下完成《西方的没落》时，汤因比在他20卷的巨著《历史的研究》中宣布：“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汤因比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因此而开创了一个历史新时代，一个超越“中心论”的全球史观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