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全球史观认为，任何“文明”都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在不断碰撞和反复交流中进行拓展和改变自身的处境。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就突破了国家和王朝的传统历史模式，以优美的文笔编写了一部统一的世界史。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令韦尔斯“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史的普遍动力惊叹不已”。这部划时代的《世界史纲》问世于1920年，被译成多国文字，销量达数百万册。稍晚一个时期，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几乎重新改写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他说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历史的”。这部被称为当今社会的“救世箴言”和“经典中的经典”的史书体现了近乎完美的现代历史观，整个世界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它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各种人类历史事件既是局部的，又在整体上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这部通史被认为是第一部由历史学家运用全球化观点囊括全球文明而编写的世界历史。

从《世界史纲》到《全球通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基于历史全局观的分析史学已经彻底取代了叙述史学的传统模式。如果说斯塔夫里阿诺斯以一种地球视角树立了“文明史”的历史新模式，那么贾雷德·戴蒙德则像研究恐龙史一样研究人类史，他试图使“人类史”成为一门“历史科学”，从中寻找其直接原因和普遍原则，以及终极的确定性。相对而言，传统史学仅仅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又一个讨厌的故事”，从“那里可以得到的只是积累起来的资料，而不是装配和聚集好了的成品”。应当说，历史只有从文献和叙述提升为分析和解释，它才成为科学。汤因比说，事实都是借助人的解释而展现的，不存在自然存在的事实。克罗齐也有类似的观点：史料本身并不会说话，历史学家使史料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历史学家不是被动接受、考证和阐释史料，而是发挥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去揭示出历史深处的东西。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历史的意义在于其承载的人类良知与智慧；罗马人和希腊人早已灰飞烟灭，但却在千余年后唤醒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精神，这就是历史的神奇。

作为中国历史作品的丰碑，《史记》被称为“无韵之离骚”。有趣的是，人们记住它是在语文课上，而不是在历史课上。如果说历史在中国更接近文学范畴的话，那么历史在欧洲则更接近哲学。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有两件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在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和黑格尔先后发表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历史哲学》。汤因比倾毕生之力写作《历史研究》，“我深信，整体的历史观乃为当今世界切实所需”。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某一民族国家或某一时代，而应以“社会”和“文明”为研究的基本对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汤因比悲天悯人，着眼世界，旁征博引，文字典雅，堪为史家范式，甚至说由他引发了比较历史学的兴起。除了吴于廑先生，中国史家中鲜有放眼全球胸怀人类的历史大视野，这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贫困。历史学家王曾瑜指出，历史超越了时间，因而对人类文明和良知的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冲突与反智的疯狂时代，汤因比赋予历史学家一种神圣的使命：“帮助各大文明中的同伴互相熟悉，帮助他们了解并珍视其他文明的历史，将各区域文明的历史视为人类共同的贡献和共有的财富，从而消弭相互间的恐惧和敌对情绪。”

“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它总是偏袒一种坚强、自信而积极的生活，并给予它发展的权利。”从帝国到国家的历史嬗变构成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因此提出“历史的终结”，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毋庸置疑，在人类文明谱系中，所有专制的历史与历史的专制都是封闭、内向、非正义和反文明的。从“天鹅绒革命”到“阿拉伯之春”，随着人类和历史的统一，传统历史都将不可挽回地走向终结，一个构筑在正义的普世价值观之上的平民化的人类大历史已经灿烂地展开，正如苹果公司的那句广告词——“这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