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人类文明史上有三次里程碑式的革命：第一次是火的出现，人类超越了动物；第二次是农耕的诞生，人类超越了野蛮；第三次是写作的出现，人类超越了自己。同样，写作也经历了三次革命。最早的写作是巫师的专利，意味着神圣与神秘。国家的出现使写作成为一种统治方式，写作必须经过权力的许可，因此出现了图书审查、焚书坑儒、文字狱和敏感词等等写作灾难；官方垄断的写作构成一种成功的统治技术：宣教——洗脑——愚民。互联网的出现成为写作的第三次革命，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信息短缺的问题。互联网使人类超越信息，将信息更容易地转化为知识。“你可以在有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有些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林肯的这句名言在今天变成了现实。互联网使写作突破了“巫师”和官方的垄断，写作不再是“作家”和少数人的特权，写作也不再是一种特定的职业；甚至说，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是可笑的和不可思议的。

在文字时代到来之后，QQ与短信的普及使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逐渐向写作与阅读转变，短信式的微博已经彻底消除了公共写作的门槛。在互联网创造的信息时代，写作成为一种体现人类智慧的公共文化活动。随着传统媒体走向式微，在扫除了传统写作的各种障碍之后，写作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自然现象。写作就如同吃饭说话一样回归本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既是作者，也是读者。“大众写作”与互联网强大的检索功能形成了现代社会特有的“长尾效应”，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众”都可以迅速得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和知识，“真相”离人们越来越近，这使人类走出政治制造出来的孤独与孤立。互联网这个新媒体使每一个人都有参与历史写作的可能，启蒙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人类正从“自然人”和“经济人”走向“社会人”和“历史人”，而精神自治永远是公民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基础。

在以前的启蒙年代，我们都读过质朴优美的《落花生》。作为这篇美文的作者，出生于台湾的许地山其实是一位优秀的宗教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1934年出版的《道教史》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此本不能说是著作，只将前人及时人研究的结果总撮起来，……全书创见极少，成见也无，不完不备，在所难免，望读者赐教。”我感到荣幸和惊喜的是，这句话如果用来作为这本书的序言竟也是颇为适合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本雅明曾经梦想写一本完全由引文所构成的著作，对马克思的思想和著作进行重新分析和组合，就像电影技术蒙太奇那样，通过自己独特的剪切与重新组织，既使原先重要的信息得到确切的保留，而且表达方式的变化会使人发现一些新的信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钟子期与俞伯牙、金圣叹与施耐庵、脂砚斋与曹雪芹，我不知道，从读者到作者的距离有多远，但至少有一点，就是那种对知识、智慧和审美的特殊嗜好都是一样的；这甚至不能用学术和体制的语境来定义，它更多的来自热忱、兴趣和性情，这完全发自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现实的困惑应当是许多人在走出故乡和童年之后的共同体验。正是这种无法回避的困惑，使我开始观察这个世界，进而“被迫”去阅读。在涉猎了诸多门类的一般知识之后，这种困惑并没有减少，现实仍然那么“不可思议”。直到有一天，我开始进入历史，眼前这个世界才突然之间豁然开朗：万物皆历史。我如同一个手持票根的乘客，坐在一列飞驰的列车上，我不懂我手里的票根是什么东西，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更不理解列车为什么飞驰。这一切迷茫与困惑，只有当我知道了这辆列车的行程以及自己从哪里上车、从哪里下车之后，才变得顺理成章。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意义。正如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说，我们都是过去的产物，我们之所以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