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及莫言的小说，人们往往注意他空灵剔透的佳境或惟妙幽深的氛围，较少涉及他作品的人物和情节。在眼下创作和评论中有一种“淡化”的趋势：淡化人物，淡化情节，更有甚者，还有“淡化”小说的可能，愈淡化愈时髦，似乎一提起人物和情节会被人耻笑落伍一样。笔者不以为然，我们既然要评论小说，就不能回避或无视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更何况莫言的小说首先正是在这两个方面表现出他独创的个性和新颖的手法呢！

莫言有军人生活的基础，军人写军人，得天独厚，在当今文坛上也不乏名篇。当莫言扣响文学大门的时候，在军人文学的园地里名篇已经令人目不暇接了。能挤进来立足已非易事，不料莫言早期的中篇《金发婴儿》和近期的短篇《断手》却能脱俗出新，别开一番天地。

当人们正在欣赏《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等军旅生活小说时，作者却推出了《金发婴儿》，以独辟蹊径的格局写了一个连队指导员孙天球。比起梁三喜等热血男儿们他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算不上英雄的小人物。他教条刻板，思想僵化，视少妇裸体塑像为洪水猛兽，甚至战士们斜视一眼也会遭到批评训斥，他缺少感情致使自己的妻子与黄毛通奸。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作者如此去设置人物、构思情节、编织他心中的故事，而恰恰在于别人认为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作者却揭示事件发生的客观必然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军人不应是呆板规范的符号，不是冰冷的钢铁，在现实生活中，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人！“无情未必真豪杰”，人类的七情六欲都应该为他们所具有。就一定程度而言，正因为孙天球缺少一个正常人的某些东西，才酿成悲剧。当妻子与黄毛的事败露后，妻子却直爽地、用正统观点看是不知羞耻地提出让孙天球成全她与黄毛。如果按传统的想法，妻子理应向孙天球痛哭流涕、信誓旦旦地痛改前非。这样写省事、保险，也可迎合人们久已成习惯的欣赏趣味，但难免雷同。在透视人物心灵的这一情节中，莫言作了大胆地处理：本来孙天球可以义正词严地怒斥妻子，变成了孙天球在妻子的悲切哭诉中没了主张。是对妻子无声地回绝，是出于对黄毛的切齿痛恨，抑或是出于本能的嫉妒？或者这几点兼而有之呢？孙天球一怒之下扼死了黄毛的婴儿——这是妻子与别人通奸的罪证！人物的悲剧结局令人深思，情节处理的新奇独到出人意外，个中也可见作者尽力避免他人窠臼，不落俗套的创作立意。试想，有哪位作家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如此大胆地处理过这样的“破坏军婚”案呢？谁又曾去细腻地表现过一个军人、一个新时代的军人丰富而又矛盾的感情世界、坚强而又脆弱的内心痛苦呢？当然，击节欣赏之余也明显地感到作品的不足：像孙天球这样一个在连队受过多年教育的指导员，骤然间变成了杀人犯，其中的变化还缺乏一些必要的条件。当然不是说这绝对不可能，只是作品少些真实的、具体的、令人信服的细节描写，正因为缺乏这方面的描写，从整个作品来看，孙天球最后的变化同他本人的性格似有些相悖。作家刻意求新，固然是好事；而一味追奇，太多了人为的色彩，意象成分大了，也就冲淡了文学的真实性、可信性。

同样是军人，苏社（见《断手》）比孙天球的性格就复杂一些。一方面他是位凯旋而归的断手英雄，另一方面他又是吹牛耍赖、过分无聊的青年：从前方打仗回来，受了伤，不承包土地，不劳动，甚至自己不做饭，吃东家喝西家，白吃樱桃不给钱，经常想的是“他妈的，老子在前方”。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和一切保家卫国战争中受伤立功的官兵，理应受到人民的关怀、尊敬和爱戴，但是他们自己也有一个自爱、自重、自尊、自强的问题。如若不然，整天想着“他妈的，老子在前方”，这岂不有点阿Q精神了吗？靳开来（见《高山下的花环》）是有缺点的英雄，而英雄苏社身上的缺点绝不能和靳开来等同：前者是不拘小节傲岸性格常作激奋语，后者则是思想上的些许斑驳和意识中的点点污垢。看来人民功臣也须冲洗思想上的污点！这正是作家独具慧眼发现的别人见所未见的生活现实。

莫言在成功地写出苏社这个人物时，又为他的婚姻大伤脑筋。苏社追求小媞，小媞犹豫不决，小媞的父亲却根本不同意。寡妇留嫚显然在等待着他，但她又不敢奢望。何去何从？与小媞结合吧，社会上早有过不少这方面的先进人物：姑娘不顾男方残疾，冲破重重阻力，喜结良缘。《断手》岂不成了宣传此类先进的诠释之作？真正的文学价值安在？与留嫚结合，势必落入封建礼教的圈堤：两人本来都是残疾人嘛！谁也不吃亏，瘫手对断手，良心换良心，《断手》不是在宣扬封建道德吗？这是作者在构思情节时，也许本意是想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留待读者去思索、补充，实际上是作者自己陷入了矛盾的两难命题中，果真如此的话，则是作家始料未及的。

近来作家倾注更大的热情创作了《红高粱》和它的续篇。由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对中国人民的锻炼和影响，使人民对战争文学有着特殊的感情。从情感上来说希望战争文学能在新路子上出佳篇，寄予极大兴趣去读战争文学；实际上，许多战争文学浅显老套，看头知尾，读着乏味，真像吞食鸡肋。莫言近乎刀刃上走马，他去碰战争文学，而写的又是抗日战争——这场曾被无数名家写过、被无数名篇记载过的惨烈英勇的人类壮举。夸张点说，没有十足的自信和惊人的勇气，一个作家是不愿去碰这个题材的。莫言写了，虽是刀刃上走马，但他能出神入化，游有余刃，写出新意！读罢《红高粱》，你不能不佩服余司令这个立体感多面色的人物被作家刻画得如此成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人们还很难找到第二个像余占鳌这样的人物：英武和粗暴杂陈，简单鲁莽而又刚烈坚强；出身贫寒，并非走投无路而造反；痛击日寇他却无法理解战争的价值和意义；因遭到冷支队的暗算他反而对八路军的游击队深藏戒心，虽目光短浅却能威武不屈；虽寻花问柳又舐犊之情可掬。总之，在余司令身上体现了许多抗日名人的优点，又明显地暴露出中国封建社会里小农思想的偏颇、狭隘、自私和肤浅。在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余占鳌无疑是应该占据一席之地的。

令人略感不足的是，在《红高粱》的续篇《狗道》中，多见狗的猖狂活动，少了人的英雄本色。余司令虽然肢体健全地活着，作为文学典型，他少动作，没发展，除了偶尔的只言片语外，只存《红高粱》中的骨架，血肉少得多了。据作者预告还有一篇《高粱殡》问世，如果作为《红高粱》续篇，读者期待着余司令的形象能够发展、丰满起来。因为，除《狗道》外，就是在《高粱酒》中，余司令的形象人们仍感到有些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