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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以来处于现代文化建构的滞后状态，处于现代文明创造和传播上的劣势，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极度敏感、极度自卑的文化心理，所以，我们特别渴望被世界认可和奖赏。这种对“他者认同”的过度看重，使我们很难准确地进行自我认知。对文学上的“国际大奖”的态度，也反映着我们的文化自卑心理。莫言的意外获奖，来得正是时候，正好有助于缓解我们的不被关注和认同的焦虑心理。但同时却也使一些人兴奋得有些过头，甚至使他们产生了一些错觉，似乎一个作家拿到了这个奖，便意味着整个中国文学在一夜之间修成正果了：不只是莫言一个人成了“世界级”的作家，而且是中国当代文学也一下子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进而，终于可以跟其他文学大国平起平坐了。这实在是一种可笑、可悲的心理。只有那些极度自卑和缺乏自信心的民族，才需要依赖他者的认定来建立自己的信心，来确立自己的价值感。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有的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他们的文学成就并不低，例如，汪曾祺作品的文学价值，就一点不比库切低，而史铁生的作品的价值，也绝不在帕慕克之下，至于我们的现代作家鲁迅、钱钟书、萧红和张爱玲的才华，放在世界现代作家中间来看，也是第一流的。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的态度就是：说大人，则藐之；说诺奖，则藐之，——“藐”者，当然不是一种傲慢自大的态度，不是目空一切的心理，而是说我们要有自信心和自尊心，就是别仰着脖子看花了眼，把很轻的东西看得很重，把很小的东西看得很大，把很丑的东西看得很美。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我们需要的，就是鲁迅的那种不卑不亢的高贵态度和谦光自抑的自知之明。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中国，对鲁迅的文学成就有了较多的了解。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便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便通过鲁迅好友台静农探询鲁迅的意见。9月25日，鲁迅在写给台静农的信中这样说道：“诺贝尔奖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然而，不知何故，瑞典现在终于“理我们”了，终于把“诺奖”给我们了。很大程度上，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结果。是啊，倘若还像“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瞎折腾，那样把知识分子整得灰头土脸，那样把作家斗得死去活来，那样把老百姓饿得面有菜色，那样把国家弄得鸡犬不宁，外国人——包括厚道而公正的“诺奖”评委们——当然连白眼都懒得给你一个的，遑论把“诺奖”这样的大礼送给过来。如此说来，莫言真的很幸运，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拿作家当宠儿的“和谐社会”，生活在一个中国的“GDP”和经济实力让外国人不敢小觑的“黄金时代”，——这样的时代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文学与国家的关系，改变了文学的尴尬境遇和悲催命运：过去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现在是“国家幸运诗家幸，富强赢得诺奖来”。
二十多年前，关于诺贝尔文学奖，龙应台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视大奖·必藐之——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她说：“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导引一切，一个具实质意义的‘世界文学奖’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八个学有素养的瑞典人，在他们的有限能力之内，所能决定的一个文学奖。世界上大部分的优秀作家没有得这个奖——或因为僧多粥少，或因为这十八个人视野不及。而得到这个奖的作家之中，有些会受到长久历史的肯定，许多，也受到历史的淘汰。把这个奖当作一个世界文学奖，而对它的评审委员作种种求全的要求，对这十八个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对这个奖的严重误解。”她进而指出：“当代中国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汉学家当作评鉴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中国民族文学努力的大目标、大远景，这样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呢？这样的民族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呢？”
古人云：“得之不休，不获不吝。”然而，最近几天，一些中国人却因为“诺奖”之“得”而大“休”特“休”——兴奋得简直到了失去“自持自尊”的程度了。他们不仅把十几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当做中国文学的“评鉴人”，而且，似乎还陷入了业已实现“大目标、大远景”的幻觉里。
其实，我们不应该沾沾自喜，不应该“鄙吝之气”顿生，而应该“心惕惕焉”。我们要克服自己的“虚荣心”。我们应该明白，从整体上看，我们时代的文学并不成熟，作家们的人文修养水平和文化自觉程度都不很高。我们要知道，用严格的尺度来衡量，我们其实仍然是“不配”获奖的。与“别国大作家”比起来，我们时代的作家，其实仍然差得很远。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那结果，就会像鲁迅所警告的那样：“将很坏”
文学评奖其实就是一个游戏，就是一次充满娱乐性的博弈，它能刺激我们的好奇心，也能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从根本上讲，不宜拿它太当回事。我们需要冷静地保持鲁迅所说的“还欠努力”的心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沦入被“文学奖”搞晕的消极状态，才有可能最终将我们的文学提升到理想的高度，才有可能领享到读者恒久的信任和尊敬。
我们的文学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和价值混乱的艰难时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考验。我们的作家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社会问题和历史苦难的发现和揭示上，应该致力于“新国民性”的重建，为提高中国人的文化修养和人格发展，提供切实的帮助和积极的支援。
自尊的有理想的中国作家们，勉乎哉！勉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