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人认为：莫言对“世界的艺术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为我们的当代文学打开了一个新领域，其贡献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莫言的艺术感知方式，已有不少专文论述，故不重复。这里想谈一下他的艺术表达方式，说白了也就是他的语言艺术。莫言的文学语言，富有独创性，极具个性特色。从他的创作实践看，他的语言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色彩：有些语言平白直露，有些语言艰深晦涩；有些语言具有心灵辩证法的艺术，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层次跨度大，跳跃性强；有些语言又明显地违背逻辑常理，使人难知所云，有些语言文雅风趣，有些语言又草率粗鲁。一言以蔽之，他的语言优美和艰涩相间，高雅和粗俗杂陈。

《断手》的语言基本是比较成功的，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莫言的语言特色：浑厚中透漏着圆熟，有自如地流畅也有生硬地梗阻。如苏社同小媞从城里回来时一路上两人心理活动、思想情绪和所见所闻的描写。苏社追求小媞，小媞又不明确表态，瞻前顾后，疑虑重重，苏社却想加快进度，尽早地稳定关系。路遇卖樱桃老汉，苏社想贱买樱桃，既讨好了小媞又在众人面前炫耀了自己，一箭双雕；谁知事与愿违：他这个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伤兵遇到的卖樱桃老汉是朝鲜战场上吃过雪的断腿英雄！便宜没捞到又挨骂受辱，小媞无地自容骑车独自离去，苏社也悻悻而归。路上招手想拦拖拉机别人又不买茬。于是林中的蛁蟟声成了他洗涤羞辱的泉水、发泄愤怒的缘由。如同银环离开朝阳沟时看野花也对她皱眉摇头一样，失去了小媞，可以赏心悦目的蛁蟟声无端地引起他满腔愤慨，恨不得把蛁蟟碾死，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泄气。作家写道：苏社“心里想着把它砸成肉酱的情景，人却在路上疲惫不堪地走”。寥寥数字，揭示了人物从身体到心灵的不同层次，只有真正理解自己笔下人物的作家，才能恰到好处地，把人物行为和内心分开，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人物作不同层次地描写。心里想着报复蛁蟟后的胜利，当然也就没有了烦恼和忧伤，班门弄斧的羞愧，被情人甩掉的苦恼，长途跋涉的疲倦、困顿，被小小拖拉机手拒绝的愤怒、不平，都在蛁蟟的肉酱前平息、消失、化为乌有了。他的心灵得到安慰，精神感到极大满足。按理，精神可以变物质，人走在路上不应该再有疲惫的感觉。可惜，内心的得意只是他心造的幻影，碾死蛁蟟的描写，想象仅是画中之饼。这种近似托尔斯泰心灵分析法的语言，纯熟道地，足堪称道。同是这篇《断手》写到小媞在林中怀着忧郁地心情去看太阳时，结果就出人意料了：“太阳是黑的。太阳是白的。太阳是绿的。太阳是红的”。这显然于事理就不通了。我们承认颜色本来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是这种模糊也有一个界限，即事物发展的一定的“度”。我们承认由于人们的感觉、心境、情绪的不同，同一时间观察同一事物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来，但太阳充其量也只能是红与白的变化，绝不会有黑白红绿多种色彩。也许小媞一阵眩晕，眼睛发黑，经验告诉我们：即便如此，也只能感觉太阳光的暗淡，绝不至于变成一个大黑点。

李清泉先生在谈到《红高粱》中罗汉大爷的死时说：“我阅读到这一部分时毛发耸立、有点惨不忍睹的。……它对于人的神经刺激过于强烈，久久不能消散……这当然不是不能接受罗汉大爷的死，而是不能接受凌迟的具体细致的过程描写。”我很赞同李先生的观点。由罗汉大爷的凌迟，使我想到莫言小说中别的一些细节描写。如《筑路》中孙巴钓狗，接下就有细致具体、惟妙惟肖的剥狗全过程的描写，包括狗皮如何张挂在墙上，都绘形绘色。我曾想，对一张血淋淋的狗皮，对一具骨肉毕现的死狗，费笔墨作那么详尽地描写，能有那种必要吗？又有何美可言？当然笔者并不一概地反对这种具体描写。比如张炜在《秋天的愤怒》里就写了李芒看岳父肖万昌吃狗的细节：如何啃狗的脖根、脑袋，怎样吸狗的骨髓、脑汁等，局外人看罢会从肖万昌的滑稽中看出他的贪婪，李芒却毛骨悚然，暗暗吃惊！因为他岳父正在一点一滴地、有形无形地吸他的骨髓啊！这一切又是书中人的感触、震动，并非是作家把鲜血淋淋的狗肉推给读者。

此外，《狗道》中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描写。如日本兵被刺伤后，露出白瘆瘆的骨头，作家接着说：“血流得不均匀，时粗时细，时疾时缓，基本上像一串连续出现又连续消失的鲜艳的红樱桃。”当年古战场，四十六年之后人们旧地重游，当年被日本兵杀害埋成的“千人坑”，如今尸体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些头盖骨，于此处作家则写道“各种头盖骨都是一个形状，密密地挤在一个坑里，完全平等地被同样的雨水浇泡着……仰着的骷髅里都盛满了雨水，清冽、冰冷，像窖藏经年的高粱酒浆”。如果说，作家对罗汉大爷凌迟的描写只是把惨烈的事物陈现给读者的话，那么这两处描写则如同苍蝇拌饭端给客人。看到樱桃即使吃不到嘴，也会流口水，面对开窖的酒浆，只能给人以痛饮的欲望。无论怎样理解，一个正常的人当看到别人流血的时候，不管这个人是谁，哪怕是凶手、仇敌，甚或只是一个动物，也不会因看到鲜血流淌而馋涎欲滴；无论怎样饥不择食的旅客也不会端起死人骷髅里的水当酒喝。更何况面对四十六年前的先烈，后来者本能地还应有敬慕和尊崇之情呢！

作品应该创新，语言需要独创，但任何创造都只能是对传统的扬弃，不是也不应该是随心所欲地制造。文学作品从人物到语言的一切创新，都必须考虑到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和熏陶，这也许是东方民族传统的文化氛围吧！这种独特氛围中形成的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特征和心理定式，势必制约或影响着人们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欣赏和评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读者历来认为大便不能入诗的原因。理解了这一点，大概就可以明白了人们对流淌的鲜血和排列着的骷髅何以不那么欣赏。

应该承认，作家刻意求新的主意原本是好的，一个作家要立志形成自己创作的独特风格，在尚未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时，顾此失彼是很常见的事；不论是对任何一个作家，读者横挑鼻子竖挑眼原本是正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