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议莫言与诺奖

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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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磨了中国作家数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梦想，就这样再次以令人愕然的方式变成了现实。“诺奖”终于在颁给曾经是中国人的中国人之后，再次颁给了现在仍然是中国人的中国人。

然而，这突然到来的“恩典”，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让人觉得困惑不解：“诺奖”评委们真的能读懂中国的文学作品吗？真的认为如此的中国作家的如此的作品值得给予如此的奖赏吗？2012年11月4日，小说家刘震云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莫言能获奖，表明中国至少有十个人，也可以获奖”，——他的肯定的陈述里，表达的显然是怀疑的态度。要知道，在群星灿烂、大师辈出的俄罗斯，也只有蒲宁（1933年）、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肖洛霍夫（1970年）、索尔仁尼琴（1974年）和布罗茨基（1987年）五位作家获奖，其中蒲宁是流亡作家，而布罗茨基则加入了美国国籍，实质上应该算是美国作家的。

一个文学奖项的水准和影响力，决定于它的评委的素质和修养。然而，任何一个文学奖的评委会，无论其专业精神有多强，鉴赏水平有多高，判断能力有多好，也总有它力所不逮的地方。例如，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来讲，由于文化的同构性和语言的可转换性，阅读、理解和评价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西方文学，通常来讲，并无太大的滞碍，但是，一旦涉及迥乎不同的中国文学，他们便难免不陷入目茫然而不能辨、口嗫嚅而不能言的尴尬状态。

这也实在是甚未足怪的事情，因为，汉语是一种表意性很强的“深度语言”，而西方的语言则属于表音性较强的“浅度语言”。对西方人来讲，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几乎就是一个无法进入的封闭结构，实在是太难理解、太难掌握了，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说：“我们‘三字经’式的名字他们连看几个立即头晕眼花起来，不比我们自己看着，文字本身在视觉上有色彩。他们又没看惯夹缝文章，有时候简直需要个金圣叹逐句夹评夹注。”汉语文学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和“意味”，实在太幽隐、太微妙、太丰富了，要一个中国人“契其要领”已经很难，要一个外国人心领神会就更属不易，包括那些孜孜无倦、用力甚勤的汉学家，“犹不可得其仿佛大概”，也都很难深刻地理解和准确地评价中国文学。

正是由于这种文化沟通和文学交流上的巨大障碍，使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无法读懂原汁原味的“实质性文本”，只能阅读经过翻译家“改头换面”的“象征性文本”。而在被翻译的过程中，汉语的独特的韵味和魅力，几乎荡然无存；在转换之后的“象征性文本”里，中国作家的各个不同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都被抹平了。据莫言在《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中说：“葛浩文教授在他的译本里加上了一些在我的原著里没有的东西，譬如性描写”；林培瑞在接受“德国之声”独家专访时，则批评莫言“从语言和人生视野两方面”看，都“不是顶尖的一个作家”，他“写得太快，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写得太快，比喻不太恰当，有时候显得粗鲁，粗糙。”然而，就像李白在《于阗采花》诗中所说的那样：“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莫言的作品，经过翻译家的“丹青妙手”，便脱胎换骨，由“媸”变“妍”，成了西方读者眼中的“顶尖”作家。2012年11月，老牌文学季刊《凯尼恩评论》（Kenyon Review）发表了“70后”华人学者和小说家孙笑冬（Anna Sun）的题为《莫言的病态语言》（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的文章，她认为，“莫言的语言是‘病态的’，而且是与伟大的中国文学传统割裂的；这种语言的病态体现在它杂糅了多种不同的语言种类（旧的、新的、粗鲁的、优雅的以及革命化的），而他的主要翻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为莫言作品创造出的翻译文体在艺术上其实比原作要强”。莫言是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得最多的中国作家”，在题为《莫言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的访谈中，顾彬从翻译的角度分析了莫言获奖的原因：莫言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杰出的翻译家：“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这是欧洲大约从18世纪以来流行的翻译方法。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2012年10月12日11:11“德国之声中文网”）

显然，诺奖的评委们对莫言的认同和奖赏，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建立在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误读上，——对莫言原著在语法上的错误，修辞上的疏拙，细节上的失实，逻辑上的混乱，趣味上的怪异，他们全然无从判断；同样，对于中国的文学成就，他们也无法准确而公正地评价。最终的结果是，诺奖评委们错过了鲁迅，错过了张爱玲，错过了沈从文，错过了老舍，错过了巴金；他们看不到汪曾祺作品的俊逸和清雅，看不到北岛诗歌里的沉思和反诘，看不到史铁生作品里的忧悲与爱愿，看不到王小波“新国民性批判”的反讽与祈向，看不到韦君宜晚年写作的勇敢与犀利，看不到丛维熙《走向混沌》的温情与尖锐，看不到陈忠实《白鹿原》的苍凉与怆怛，看不到路遥小说的崇高与诗意，看不到章诒和散文的风骨与韵致，看不到杨显惠小说的悲惨与凄苦，看不到蒋子龙《农民帝国》的深哀与巨痛。这就使得诺贝尔文学奖本质上只不过是一个西方文学奖，而不可能成为一个能够将中国文学包纳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奖。

其实，即使对理解起来较为容易的西方文学，诺奖的选择和评价也多有偏失。由于“诺奖”早期在价值观上的保守主义倾向，“诺奖”评委们不惜拂逆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意愿和请求，极其固执地拒绝颁奖给托尔斯泰，——连续十年，他们完全无视托尔斯泰的存在，直到他带着巨大的文学成就和无上的精神荣耀，离开这个他无限热爱的世界；由于眼界的狭窄和判断上的失误，他们还很不应该地忽略了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1835年－1910年），——威廉·福克纳称他为“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作家，我们都是继承他而来”，而海伦·凯勒则说“我喜欢马克·吐温——谁会不喜欢他呢？即使是上帝，亦会钟爱他”。同时，由于反应的迟钝和心胸的狭隘，他们还很不应该地遗漏了契诃夫、高尔基、勃兰兑斯、乌纳穆诺、卡夫卡、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这就说明，诺贝尔文学奖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傲慢和偏见”，就是一个不具有广泛包容性和绝对公正性的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