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扇门能挡住我

我出生于1974年6月12日。我自打出生就拼命啼哭，连续哭了好几个星期。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我每天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之间都不睡觉，又哭又闹。直到我在白天幸福地睡去，妈妈才能从彻夜战斗的疲惫中渐渐恢复。父母尽一切可能让我白天醒着，这样我才能在晚上入睡。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如愿以偿。

据妈妈说，我和加拿大的风光一样野性十足。我六个月开始会爬，而且是到处乱爬。妈妈提到，她听说过一项研究：人们把孩子放到玻璃柜台上，看他们能爬多远。几乎所有的孩子爬到边缘时都会停下来，但有百分之一的孩子每次都不管不顾地继续爬。

她说：“那百分之一，就是布兰登。”

我九个月开始走路，没有一扇门能挡住我。妈妈买来了她能找到的所有儿童安全锁，然而，“防儿童”显然不是“防布兰登”。她买来了自己都打不开的门把手，但我总能顺利出门。她把我锁在高脚椅上，但她去卫生间的一会儿工夫，一转头我肯定不见了。

我18个月就发现了攀爬的乐趣，我发现自己可以爬上、爬过、爬进任何东西。这种攀爬能力，加上我对各种锁的天然亲近，还有把能拿到手的所有液体倒进嘴里的嗜好，让我好几次被送往急诊室洗胃。我小时候试喝过的饮料有煤油、漂白剂和雅芳的金银花护肤液。这不是什么让我自豪的事，但我非常确定，这就是我能控制饮酒而且从不上瘾的原因。等到我三岁的时候，医院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已经和我妈妈熟悉到能彼此直呼小名了。

妈妈怀着妹妹的时候，爸爸干脆修了一圈围墙，他把那视为一道“防布兰登”（“防布兰登”一词再次出现。大家还记得吧？）的门。妈妈还是不知道我是怎么出去的。她就坐在那里看书，抬头一看才发现我不见了。我从缠满铁丝的篱笆下爬了出去，顺着陡坡溜走，早已不见踪影了。

母亲害怕得不得了。她当时已有七个月身孕，根本不可能从带刺的铁丝网下爬出去，也找不着剪线钳。前一天晚上，她和父亲看到几条土狼出没，现在她能想到的就是儿子成了土狼的美味。她后来能发现我，是因为我当时穿了件红色运动衫。她不知怎么样把我从山上骗了下来，让我来到篱笆前。她抓住我，大哭一场，恨不得要揍我一顿。

我从小就喜欢冒险和挑战身体极限，这让我可怜的妈妈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她总是说，在我小时候，她是“子女虐待父母”的受害者。有一次，妈妈被我气得快崩溃了，她打电话去社会服务部（Social Services）寻求帮助。在电话里，她对那可怜的老太太说，她两岁的儿子快把她逼疯了，她恨不得打死儿子。那位社会工作者到我们家观察了一周，那几天我表现得像天使一样，她离开时觉得我妈妈肯定是疯了。

不久之后，父母发现他们难以控制我的野性，但可以加以疏导。他们看到我疯狂热爱滑冰，无意中找到了一种教育方法，这种方法在未来很多年里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如果他们让我尽可能多地参加体育活动，我就可能少惹麻烦。事实确实如此，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五岁时，我加入了滑冰队。七岁时，我已经参加了摔跤队、足球队、棒球队、游泳队和田径队。长大之后，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极限运动。雪道越陡、海浪越大、悬崖越高，从飞机或直升机上跳下的难度越大、越惊险刺激，我就越想去征服它。三十多岁时，我将同样的冲动转化为在商业上寻求成功的动力。五岁时，我心目中的珠穆朗玛峰是那座海拔2500英尺的北极星山（North Star Mountain）。

从北极星山上滑下来时，你可以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寒冷，还有滑雪板下咝咝的声音，这些都是我最初的记忆。在滑雪季节的那几个月里，妈妈每天去幼儿园接我，然后直接把我送到滑雪场去。我们办了一张季度通行证，而且充分利用了办通行证花的每一分钱。

北极星山附近的惠斯勒山（Whistler）和黑梳山（Blackcomb）知名度更高，而北极星山的高度还不到那两座山的一半。严格说来，北极星山还算不上是一座真正的山，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对我来说，它看上去巨大无比，无穷无尽。回忆童年时，我最常想起的是，很多个下午，在充满冰雪和冒险的世界里，我脚踩鲜黄色的米老鼠K2滑雪板，不停地探索每一条滑雪道还有滑雪道外的每一块地方。

那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是个叫贾斯汀（Justin）的孩子，他也像我一样爱滑雪，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会一起去探索北极星山。贾斯汀和我开始玩高山滑雪，并加入了同一支队伍。我们那时还在读一年级。我们的队伍在惠斯勒参加锦标赛，而我总能在比赛中获胜。我六岁时就在惠斯勒拿到很多第一名的绶带，妈妈现在还留着其中一些呢。

我觉得，妈妈打电话去社会服务部并不是开玩笑。但实际上，无论我多调皮，她从来没打过我。可爸爸就不一样了。

我其实并不怕爸爸，但我知道，他是一家之主。他如果认为我欠揍，就会毫不犹豫地抽出皮带来收拾我。在几年时间里，我的后背和爸爸的皮带越来越熟悉。我现在也已身为人父，也像爸爸当年一样看重管教和惩罚。不过，我对孩子的惩罚不是打屁股，而是做俯卧撑。就我所知，我十岁的儿子能做的俯卧撑比多数成年人还多。

尽管爸爸非常严厉，但他会拥抱我，对我说他爱我。他是位好父亲，在我儿时的美好回忆里，有很多是与他有关的。

爸爸去各处的建筑工地时经常会带上我，我也很喜欢去。在我看来，那些是冒险之旅。我和爸爸两人赶到那些满是严肃成年人的工地上，在那里可以学到各式各样的英式脏话。他和他的乡村摇滚乐队演奏时，我也会跟着去。乐队的名字叫“大熊杰克”（Jack the Bear），爸爸是鼓手和主要赞助商。在加拿大落基山脉的偏僻小酒馆里，经常有一群粗人听他们演唱。五岁时，我就像船员一样“出口成脏”了。多数时候，我都会在小酒馆的第一排待着，等爸爸把我抱进大众汽车的车厢里，和我们家的爱犬夏伊（Shy）一起过夜。我躺在那里听着音乐和各种噪声，直到渐渐睡去。

最酷的是，那里有冰球。

爸爸是一位出色的冰球选手。我小时候，他曾是一支冰球队的队长。他们经常在半夜里打比赛，而我也会跟着去。那是一种业余联赛，球员们都有各自的全职工作，所以只能在夜里打比赛。

我当时只有五岁，但不管多晚，我看爸爸训练时从不犯困。我在那里跑来跑去，在附近为他们捡球，偶尔也会捡到小鱼，玩他们那又大又新的电子游戏机。我四处乱跑，走遍每一寸土地，感觉就像在山上时一样。从某方面来看，这甚至比在山上更好，因为我和爸爸在一起。训练结束后，我们在更衣室里闲逛。那里满是浑身大汗的冰球手，他们一边咒骂一边大笑，痛快地喝着啤酒。我觉得那简直是最酷的事情了。那里只有我们，只有那些伙计。

我告诉爸爸，我很喜欢待在那里。我仰望着他。从很多方面来说，他都是我的英雄。

接下来，在我大约六岁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