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最近50年，我们对更好、更尽人意的性的探索才被实验室科学所接纳。性功能障碍有了它的医学定义与对策，医药公司也对这方面产生了兴趣。然而前方道路仍然艰难。近年来，政策趋于保守，导致经费继续稀缺。麦斯顿计划以生殖学研究之名申请经费——这一课题虽易获得经费，但引不起她的兴趣——以便支撑她的实验室。几个研究学者告诉我，他们总是刻意对经费申请的名目作模糊处理，例如，在应使用“性”这个词时，改用“生理学”。

这本书，献给那些勇于挑战的人。这帮家伙至今还忍受着忽视、狭隘，忍受着所谓的正统和实实在在的迂腐守旧。他们的生活不易，但他们的鸡尾酒派对是最好的。

写作面向大众的、关于性的书籍的人，所受的审查更轻，也更易回避。我的第一本书关于尸体，于是人们自然认为我对死亡有所迷恋。现在我既写了死亡，又写了性，真不知街上的流长蜚短会变成什么样了。

不错，我对自己的研究的确有迷恋，但无关乎研究的属性，仅按其顺序：一本接一本，不拘主题为何。举凡好的研究——不管是为科学而作，还是为一本书而作——都是一种迷恋。而迷恋有时就会令人尴尬，会令人难堪至极。鉴于我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在旧金山公共图书馆馆际互借部查询诸如“呻吟和喘息在性交中的作用”和“用于性反应之血管与肌肉活动监测的肛门内镜”这样的论文，想必我已成了那里人尽皆知的笑话。去年夏天，我在医学院图书馆复印期刊论文“吸尘器与自慰致死”吸尘器在此并非案发后清理现场之用，见171页。时，遭遇复印机卡纸。我因实在没脸去请复印室的服务员来帮忙解决，只好默默移至边上的一台复印机，重头复印。

不仅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而且亲戚、朋友和普通熟人都曾使我难堪。比如弗兰克，他是我租赁办公室所在的大楼的管理人员。其体格和心地之纯良，都让人想到Charmin牌卫生纸广告里那只欢天喜地的狗熊。有一天下午，他来我的办公室小坐，随便聊些诸如有人恣意破坏可乐机以及走廊那头的美容学院有股奇怪的气味的话题。话至一半，我将一条腿搁上另一条腿，不慎踢翻了一本靠在书桌边的大部头精装书。书啪地翻倒在地，正面朝上。封面以90磅比中国印刷字号中的“特大号”还大一点的字体，WORD文件中一般只到“初号”，也就是英制的72磅。——译者注的字体赫然写着“人类性解剖图鉴”。弗兰克低头看了看，我也低头看了看，然后我们继续谈可乐机的事，然而谈话的感觉再也不一样了。

我很高兴自己还没有迷失于这条关于性的道路。我欣慰地想到，自己的脑子还远远没有像威廉·马斯特之类的人的脑子那样，被这个课题完全占据。马斯特已经死了，但我遇见过一个曾与他在同一栋楼里工作的、来自圣路易斯的社工。这个人讲起他当时的一个援助对象。该对象有一天上午告诉社工，他并不怕自己的妻子获得孩子的监护权，一旦如此，他必拿刀去抹了他们的脖子。该对象的案子将在后一个礼拜一宣判。社工想给警察打电话，却顾虑保护援助对象隐私的责任。心烦意乱的他找到了当日上午唯一还在楼里工作的专家（那天正好是感恩节）。这个专家就是马斯特博士。

马斯特让社工在宽大的花梨木书桌的另一边坐下，社工讲出了困扰他的难题。马斯特认真听着，眼睛在狂乱的白眉下紧紧地盯着男人。社工讲完后，出现了片刻的寂静。接着，马斯特说：“你问过没有，他也许有勃起或维持勃起方面的困难？”

几年前我曾为一份女性刊物撰稿，该刊对诸如我这样嗜用第一人称撰稿的作者十分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