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队长也不好当

你曾担任过班干部吗？你觉得班干部好当吗？或许，你心中早有了一本“管理经”。

我们都知道，在一个班里，最小的干部便是组长或路队长。我的第一份职务，便是路队长。但是，说句实在话，路队长也不好当。

别看职务小，小学一年级时，我由于成绩差、表现不突出，都没机会当上。到了二年级，我不再“弱智”以后，才有了一点的“威望”。于是，我被选为路队长。

当时，全班三十几人，都是就近上学的。同学们的住处分布在学校周边的四个方向，因此，每天放学时便会形成四支路队，每支路队包括七到十人不等。那时候，路上的汽车没有现在多，家长也不像现在这么热心接孩子。路队长便肩负起了照顾路队队员安全、维护路队纪律的职责。

话虽这么说，然而，有些同学一旦走出老师的视野，便像脱了缰的野马一般，难以管束。由于不好管，班里的其他三位路队长，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他们带领的路队，刚离开学校几十米，就有一些人飞似地脱了队，其他人便也“溃不成军”了。于是，同学们纷纷自顾自地跑回家，奔向小卖部或其他什么地方。显然，这种“放羊式”管理对队员安全并不利，更谈不上有纪律了。不过，由于让一部分学生得到了乱跑的自由，这种做法居然还得到了某些队员的热烈拥护。

可我并不认同这样的管理方式。虽然年龄小，我也明白，安全是大事，路队就要有“队”的样子。因此，我决定采取一种严格的管理方式：

首先，我要求队员们整齐地站成一列，在走路过程中，谁也不许出列。

其次，走路的过程中不许聊天、唱歌、讲笑话、搞小动作。

再次，除非家长来接，任何人不许提前脱离路队。

如果违反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那么，全队同学都要停下来，一起罚站，直到恢复了纪律，再继续前进。这便是我和队员们的“约法三章”。

我带领的路队里共有八名同学，其中大多数人都明白安全的重要性，也觉得规矩点是好事，特别是几位女生，对我很信服、很听从。只有两位调皮的男同学，表面认可，心中却不以为然。

一个大热天的中午，在回家的路上，这两位男同学故意从路队中出列、乱跳，并高声说闲话。我便按照“约法”，让全队同学停下来，简单批评了那两位同学几句，接着便让路队继续前进了。

但是，那两位同学好像刻意和我作对似的，走了没多远又闹腾了起来，而且特别来劲。遇到这样明知“约法”却故意乱纪的队员，换谁都会感到很愤怒。于是，我便再次让全队停下来，站十五分钟，旨在警示两名队员。那天的阳光格外火辣。大概过了十分钟，全路队的同学已经汗流浃背、焦急万分、肚子饿得咕咕叫了。突然，其中一位调皮的男同学实在忍不住，“哇”地哭了起来，求饶地说：“路队长，我知道错了，放我们回家吧！”

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设定的时间确实太长了，何况调皮捣蛋的人已经认错，便同意让路队往前走了。

此后的几天中，路队的秩序一直特别好。可见，先前的措施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路队中有两位同学的家长，因为怕孩子在回家的路上总是停下来耽搁，竟然开始每天来接孩子，并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班主任。

于是，班主任便找我谈话了。她充分肯定了我认真负责的态度、忠于职守的精神，但也让我不要再要求同学们在路上停下来。的确，家长都“告状”了，老师能不重视吗？

相信你此时会明白为什么路队长不好当了。的确，进也不容易，退也不容易。安全与自由，秩序与时间，哪能那么好兼顾呢？

这个路队长后来是怎么当的，我也记不清了。大概没有当多久就“辞职”了。轰轰烈烈的实践让我感悟到了两点：第一，严格是有好处的，它果然让路队有秩序，确保了绝对安全；第二，对他人严格要求是有代价的。不是每个人都会买我的账，众人的脾气难以调伏，严格的程度把握不好还会引发他人的误解。

于是，我得出一个妥协的结论：要严格，就先对自己严格。与其火急火燎，“严于律人”却不得人心，好心被当成驴肝肺，倒不如用严格的精神先把自己的学习抓好，让自己在各方面都达到全班最好。到时候，有了真正的“威望”，何愁不能“一呼百应”？想当哪个职务还不是由我挑？沉淀些时候，再去当班干部，岂不更有经验？

从此，我开始低调做人、埋头苦学。做作业时，我不会因题目简单而敷衍了事，而是踏踏实实地完成；做完作业后，我会完成给自己规定的课外的练习题；考完试后，我会把错题集中起来进行总结分析，同样的错误绝不允许犯第二次；双休日时，我会仔细完成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任务。

每时每刻，总有一个上进的自我总在监督着自己，一个精明的自我总在审视着自己，一个不满的自我在鞭策着自己，一个苛刻的自我在挑剔着自己。没过几个月，我就深刻体会到了严格的好处：我的成绩进步得非常快，有几科已经能达到全班第一的水准了。同学们纷纷向我投来佩服的目光，我似乎有“威望”了。而对自己严格成为了一种习惯，它一直伴我成长。

后来，我从读书和弹琴中悟出了一点待人的“刚柔并济之道”，“班干部生涯”仿佛也顺利了起来。不过那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