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死了!”母亲吃了一惊,开始啜泣。“我就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对,我整个上午都不舒服,我早就知道。”
那个傍晚,父亲和主人一起计划解决了我们回国的机票问题。我们还没来得及拆包,就又要开始打包。我走进和妹妹同住的卧室,她正躺着在iPad上看电视节目。
“我们又要回中国了。”我告诉她。
“为什么?”她抬头看我,好像我在开玩笑。
“外公去世了。”我回答道。
二十分钟之内,我们就订好了当天经香港转机从巴黎到泉州的机票。这意味着一小时内要赶上去巴黎的火车。父亲坚持要妹妹去后院的泳池最后快速的游上一会儿,整个夏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也跟着换上了泳装。
登上返回巴黎的火车之前,蔡家为我们打包了一些零食,告诉我们没能吃到他们准备的食物有多么可惜,还请我们随时再来。
火车上的广播全是法文,我以为只是标准的到站通知。在车上我还接了个电话,来自我下个月要入学的金史密斯学院,确认我是否接受上个星期他们分配的住宿安排。在异国他乡,下个月就要去上研究生院的想法也显得陌生起来。我问了是否有离校园更近的住宿,学校让我发一封邮件,他们会在下周有可能的空缺时回复。
三小时后,我看了看电子地图,发现我们只到了中途的里昂车站。妈妈过来让我们准备好下车,我告诉她在手机地图上我们离巴黎还远。根据定位,火车延误了两小时,使得到达时间和航班起飞时间几乎同时。她惶恐起来,去找父亲确定到底发生什么。过了一会儿,父亲过来告诉我们前一班火车上发生了枪击事件。他已经给姓蔡的朋友打电话,看看有没有人能帮我们留住航班订位。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因为当晚再无飞往中国的飞机。
火车到达戴高乐车站时,两位机场工作人员正在车门外等候,举着写有我们姓氏的标牌。我们跳下车,他们告诉我们要尽快,一边帮着提起行李。我们进入电梯,穿着制服的人就快速按下按钮。一起赶同班飞机的还有另外一个男人和一个带小孩的妈妈,30秒后,我们的陪同告诉我们转弯上台阶。我们跟着跑了上去,从火车站点到航站楼,然后又是去往登机手续办理处的一组台阶,接着就有法航的工作人员将打好的登机牌递了过来。
有人问我们是否需要托运行李,我们说没有,怕在转机时有麻烦。法航空乘坚持认为我的箱子太大。我打开它,拿出一些东西放进父亲的手提包,把箱子压得更小。一位空乘拿着我们所有的护照和登机牌,送我们快速的通过海关,按程序盖章放行,随后跑上通往航班的列车。在车上我们被要求拿出所有电子设备,为到达下一个航站楼时要面对的安检做好准备。在调整了几次行李之后,我来不及把东西整理进背包,靠两只手拿着所有的包和电子设备,跟着被护送的“迟到小组”来到登机口。带小孩的妈妈不太能跟得上步调,我的母亲就帮她推箱子。30秒之后,母亲意识到文浩没在她身边,往后一看,她已经落后至少20米,拖着她自己的行李试图赶上。跟我们同火车来的男人,一路追赶飞机,蓝色的衬衫已经被汗湿透。我们终于到达终点,谢过所有的一路陪同,冲上飞机。从火车门到机舱门,我们用了20分钟,我想这速度一定能破了什么记录。
从火车门到机舱门,我们用了20分钟,我想这速度一定能破了什么纪录。
在双层空客上,几乎每个人都已经坐下了,等待航班起飞,对我们有些不满。我们一家四口并排坐在商务舱最后一排,深深的沉入座椅,在飞机播放的轻柔的音乐中松了一口气——那背景音正合情境。空乘发了备品包,帮我们点了餐,飞机延误15分钟,因为我们需要开始赶往这个夏天第二场葬礼的旅程。我的母亲,面孔苍白,眼神空洞的盯住前方,对餐饮和机上娱乐都毫无兴趣,只是调整座椅,开始睡觉,希望醒来时,面对的是她的父亲仍在世的另一种现实。这让我又想起三周之前,我们从纽约出发去阿太葬礼的那一班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