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死了！”母亲吃了一惊，开始啜泣。“我就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对，我整个上午都不舒服，我早就知道。”

那个傍晚，父亲和主人一起计划解决了我们回国的机票问题。我们还没来得及拆包，就又要开始打包。我走进和妹妹同住的卧室，她正躺着在iPad上看电视节目。

“我们又要回中国了。”我告诉她。

“为什么？”她抬头看我，好像我在开玩笑。

“外公去世了。”我回答道。

二十分钟之内，我们就订好了当天经香港转机从巴黎到泉州的机票。这意味着一小时内要赶上去巴黎的火车。父亲坚持要妹妹去后院的泳池最后快速的游上一会儿，整个夏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也跟着换上了泳装。

登上返回巴黎的火车之前，蔡家为我们打包了一些零食，告诉我们没能吃到他们准备的食物有多么可惜，还请我们随时再来。

火车上的广播全是法文，我以为只是标准的到站通知。在车上我还接了个电话，来自我下个月要入学的金史密斯学院，确认我是否接受上个星期他们分配的住宿安排。在异国他乡，下个月就要去上研究生院的想法也显得陌生起来。我问了是否有离校园更近的住宿，学校让我发一封邮件，他们会在下周有可能的空缺时回复。

三小时后，我看了看电子地图，发现我们只到了中途的里昂车站。妈妈过来让我们准备好下车，我告诉她在手机地图上我们离巴黎还远。根据定位，火车延误了两小时，使得到达时间和航班起飞时间几乎同时。她惶恐起来，去找父亲确定到底发生什么。过了一会儿，父亲过来告诉我们前一班火车上发生了枪击事件。他已经给姓蔡的朋友打电话，看看有没有人能帮我们留住航班订位。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因为当晚再无飞往中国的飞机。

火车到达戴高乐车站时，两位机场工作人员正在车门外等候，举着写有我们姓氏的标牌。我们跳下车，他们告诉我们要尽快，一边帮着提起行李。我们进入电梯，穿着制服的人就快速按下按钮。一起赶同班飞机的还有另外一个男人和一个带小孩的妈妈，30秒后，我们的陪同告诉我们转弯上台阶。我们跟着跑了上去，从火车站点到航站楼，然后又是去往登机手续办理处的一组台阶，接着就有法航的工作人员将打好的登机牌递了过来。

有人问我们是否需要托运行李，我们说没有，怕在转机时有麻烦。法航空乘坚持认为我的箱子太大。我打开它，拿出一些东西放进父亲的手提包，把箱子压得更小。一位空乘拿着我们所有的护照和登机牌，送我们快速的通过海关，按程序盖章放行，随后跑上通往航班的列车。在车上我们被要求拿出所有电子设备，为到达下一个航站楼时要面对的安检做好准备。在调整了几次行李之后，我来不及把东西整理进背包，靠两只手拿着所有的包和电子设备，跟着被护送的“迟到小组”来到登机口。带小孩的妈妈不太能跟得上步调，我的母亲就帮她推箱子。30秒之后，母亲意识到文浩没在她身边，往后一看，她已经落后至少20米，拖着她自己的行李试图赶上。跟我们同火车来的男人，一路追赶飞机，蓝色的衬衫已经被汗湿透。我们终于到达终点，谢过所有的一路陪同，冲上飞机。从火车门到机舱门，我们用了20分钟，我想这速度一定能破了什么记录。

从火车门到机舱门，我们用了20分钟，我想这速度一定能破了什么纪录。

在双层空客上，几乎每个人都已经坐下了，等待航班起飞，对我们有些不满。我们一家四口并排坐在商务舱最后一排，深深的沉入座椅，在飞机播放的轻柔的音乐中松了一口气——那背景音正合情境。空乘发了备品包，帮我们点了餐，飞机延误15分钟，因为我们需要开始赶往这个夏天第二场葬礼的旅程。我的母亲，面孔苍白，眼神空洞的盯住前方，对餐饮和机上娱乐都毫无兴趣，只是调整座椅，开始睡觉，希望醒来时，面对的是她的父亲仍在世的另一种现实。这让我又想起三周之前，我们从纽约出发去阿太葬礼的那一班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