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不是闹飞贼或是鬼鬼祟祟的盗窃事件，而是一项长期的有计划的发掘工作，必须要有本地有财力的人的支持。当时南京政府在河南还没有实质的权力。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刚刚恢复在安阳的挖掘工作，进展顺利，首批发掘中的一处是由经过培训的考古学家完成的。即使在安阳，挖掘出的古墓经过彻底研究后，被重新填埋了。（1972 年想去那里看看，我们看到的是一片麦田。）用于耕种的土地实在是太宝贵了，因此新郑古墓被填上了。

怀履光主教简洁地记录道：“等到这些古物被编号登记之后，大概有80 件青铜制品公之于世。然而当墓穴第一次打开时，挖到它们的人将这批青铜器藏在自己家里。”（第59 页）

福开森的序言写道：“怀履光主教十分幸运”，他“通过可靠的担保人，跟进挖掘的每个的操作，并从墓内随葬品中获得很多样品……一个对当地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的人，可能会使工作受到阻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最适合这类工作的人当时就出现在了那里”。

简言之，现代的考古学借助于前来研究考古学的外国人，逐渐在中国生根成长。现代中国人在这方面也逐渐成为专家。国外的艺术藏品的形成过程也是这样发展起来。先经历一个暂时的外国人主导的阶段，例如外国人对上海实施了近百年的统治。不过在新郑古墓挖掘中，主教尽其所能。这有点像中世纪的外科手术，医生不得不凭感觉战战兢兢地为床单覆盖下的女士动手术。

开封和洛阳都有极具影响力的教会机构，这些地方比古代寺庙和宫殿更为壮观，也比当地的政府机构更加有用。其中洛阳奥古斯塔纳信义会（AugustanaSynod Mission）建于1911 年，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林德贝克（Lindbecks）一家。他们10 岁的儿子叫约翰· 马守贞· 亨利· 林德贝克（John Matthew Henry Lindbeck），他看起来勤奋好学而又有些腼腆。然而27 年之后，他成为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同时也成为我所在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之后又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最壮观的旅行也是最简单的。1932 年10 月在前往上海的路上，我们在有着灰色方形城墙的泰安府走下满是尘土的火车，来到了一所卫理公会布道团，并递上了介绍信，拿到了他们提供的行军床、毛毯和食物，准备沿着7000 级台阶登上山东的圣山——泰山之巅。这座山峰海拔4600 英尺，走上去大概有10 英里的路程。为我们抬滑竿的师傅和行李搬运工简明地表达为：上山45 里，下山15 里。“里”（一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英里）是一个计量路程的单位，再加上耗费的时间和困难程度，据此我们可以安排我们的计划，也能知道大约需要支付多少费用。

坐在颤悠悠的竹椅上走过了大概半英里的路程，我们准备放弃滑竿，步行走完全程……沿路都是郁郁葱葱的柏树，弯弯曲曲的松树也盖满了悬崖峭壁，直上顶峰附近。……路途时不时会碰到一座庙宇和神龛……夕阳西沉，景色也随之发生变化，最终我们穿过大红门来到了最陡山的顶端，看到了寒冷黄昏中的最后一抹夕阳。泰山顶上荒芜狭窄，绵延不断的小山向北方延伸，南边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一块一块拼起的褐色田野向无边无际的天边伸展。……石阶高升直达上苍，还有尽收眼底的旷野无限延伸，泰山自古就屹立于此。

我们在山顶处的玉皇庙野营休息。灯光映出我们的倒影，似乎要与坐在宝座上的玉皇大帝及其两侧四个凶猛的金刚进行抗争。住在山顶的两位道士给我们提供了热茶。度过了寒冷的夜晚，我们在寒冷的半明半暗中起床，迎接黎明，观赏泰山顶上的日出。在我们不远处是在公元前3 世纪末秦始皇竖立的石碑。

下面是孔庙，孔子曾留下“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赞叹。在一处峭壁写着“爱生崖”，但它代表的实际意义却与字面上截然相反：让朝圣者充满激情地跳下去。

我们用了一整天待在此地写生，一直到第二天晚上。

我们在20 世纪30 年代，像乔叟小说中提及的朝圣者那样开拓着我们自己的探险之路。在如今恐怕很多旅客并不会这么做。中国带给我们的感觉，并不仅仅是中国式的奢华和公使馆的娱乐活动，其内涵要更加深邃。总之，我们完全融入了中国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爱国者会完全坚持这样做。我们会在露天市场听人说书，或是在北京前门外的天桥观看杂耍。我们也会去老北京剧院观看精彩的表演，演员们会扮演成英雄、恶棍、将军、美女、滑稽人物等各式各样的角色。这些戏剧都在光秃秃的舞台上表演，各种动作如跨过门槛、上马、下马、船行驶在碧波当中、穿山越岭等，都需要靠演员的表演凭空表现出来，而观看表演的人大都是有着专业鉴赏水准的普通大众。

我们去商店买家具、艺术品、日用品也会与卖家讨价还价。因为商店的价格一般都不是固定的，看到富有的外国人可能就会将价格抬高一些。于是我们需要全面考虑，最终达成双方都满意的价格。如果我们之前来过这家商店，那么我们再来就是“老主顾”了。假如老板要价10 美元，我们就会还价到5 美元。我们还会解释其实并不是特别需要这个东西，而老板就会提醒我们它的稀缺性，然后降到9 美元。我们会表示遗憾只能出6 美元，一边说一边准备离开。紧接着他会说“最低价”了，看在我们友谊的分上赔本只卖8 美元。看在真诚的分上，我们又会提价到7 美元。最终价格自然以7. 5 美元成交，皆大欢喜。

在1932 年度过一个好学的而又无忧无虑的夏天后，9 月份我们递出了所有的介绍信。在两周时间里，我们每天拜访6 个人，有时候会一个下午出席3 个茶会。这是我留下的一些外国人讨论中国当前局势的部分记录：

中国人从来不会进行自我管理；很快就会爆发一场反对目前迅猛发展的西方化的运动；但实际上，西方化并没有迅速蔓延，一切都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而共产主义最终倒是可能会取得胜利，既吞噬这片土地，也吞噬我们，但中国人永不会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基督教有很大的机会赋予这些人一种理想，但一直没有取得值得一提的进展……国民党和他们的上帝，即要取代孔子的孙中山，最终也注定是徒劳。最后一点已经很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