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的美丽与吸引力更多地取决于她脚的尺寸而不是她美丽的面庞。别人也不会问：“她长得好看吗？”而是问：“她的脚有多??？”一张平凡的面庞是上天给的，但是没有裹好的小脚则是懒惰的证明。

只有满族人、其他一些游牧民族的人、底层社会的船家女，以及从北部迁往中国南部的客家人，还有其他一些人，逃脱了缠足的噩梦。直到19 世纪90 年代，随着中国的变革者以及传教士的促使，缠足的习俗才慢慢终止。但是，从事实来看，在20 世纪70 年代依然清晰可见缠足的痕迹，由此可见，这一习俗一直保留到了20 世纪。

缠足赤裸裸地证明了男尊女卑思想教化的胜利。我们该如何理解它呢？女性听从母亲的教导把自己束缚起来，形成这样的意识：她们的地位弱于男性，不能逃跑，只能足不出户。

这种做法的动机是什么？为了保持良好的形态供应于婚姻市场。因为婚姻主要是一个家族的事情，而不是女性自己的选择。新婚之夜，面对着素未谋面的新郎，新娘理所应当地以流血来证明自己的贞洁。在现在，强奸可能是一种更容易体会到的经验。

中国古代的诗歌散文中将裹着的小脚称为三寸金莲。这其实是一种变态性欲的恋物的表现。多么伟大的成就啊！缠足的女性拥有了两个额外“私处”供男性玩弄。平日里它们被迷人精致的绣花鞋包裹，只有在卧室里被丈夫看到和把玩，从而在神经末梢产生官能上的愉悦。作为一种伴随终身的色情符号，三寸金莲让西方形形色色的虐待狂、性变态显得相形见绌。然而，如今的男性并不对淫荡地用嘴亲吻那变形的小脚感兴趣，它只在那个年代起作用，被视为强化男性统治地位的一种性恋物确保它长存。在20 世纪30 年代里，我们将其当作一种异国风情，一种古怪的风俗习惯。这证明了我们想象力的匮乏，我一直想要弄清其中更深层的原因，这件事足足困扰了我40 年。

我们继续在北京周边进行着探险活动。我们曾在西山的寺庙中过夜或住上几天。之后前往卧佛寺盖里（Gailey）博士的四合院，我们在那里度了蜜月。（1979 年，卧佛寺依然存在，只是没有外国人会在那里度蜜月了。）如果我们坐车或骑车去，厨师杨师傅和他的儿子也会骑驴一同前往。我们还与拉里· 西克曼乘一夜火车前往洛阳城外的龙门石窟，又去了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

在这样的长途旅行中，我们会带着帐篷、水壶、手电筒、相机、毛巾和足够的应急食品，但是我们从不在外露营。我们会去旅店，或者在寺庙投宿。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熟练地掌握，把床的四个腿放在装有煤油的浅碟上来避免虫子爬上床叮咬我们。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仆人跟随着，无论他有多大，帮我们寻找食物、住宿，或是交通，也需要他作为中间人帮我们解释我们来自哪里，要做什么，诸如此类的事情，而这些我们也一时说不清楚。也许对于人们来说，有着黄色腿毛和红脸的外国人是值得一看的罕见的怪人，我们已习惯于与小官员和城镇居民接触而并不显得奇特。事实上，我们在路边小店站着吃面，就像普通人一样还互相攀谈，谈话会使我们暂时成为朋友。

当参观诸如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一类的历史遗迹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适当的引荐，还需要来自一些公认的权威人物的信件为我们担保，目的是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可以有所依靠。来自北京的美国社团创始人?？↗ohn C. Ferguson）博士的信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渴且桓隽瞬黄鸬拇笕宋?，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白头发和大胡子。在清朝统治的时代，他对于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起初他只是一位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之后大约在1898 年，两江总督成立了新式学堂，他被邀请担任该学堂的校长。此外他还曾在上海创立了一份报纸并取得了成功，曾在北京担任一些军阀政府的顾问。如今他监管故宫，确保里面的文物珍品的安全，防止文物流失。

?？┦坑幸凰阑闹泄≌?，里面有很多的仆人，好几个院子，还有一个配有管理员的藏书室。他出版了艺术方面的书籍，了解当地的政治，并且对在北京的6 名美国留学生伸出过援助之手。每到感恩节，他就会组织大家聚在一起。他是生活在两种文化中的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女儿玛丽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位尽职尽责的秘书，她还写了有关协和医院发展的历史书籍，那是一本有趣的书。

由于福开森博士的担保信，我们每到一处，就会有来自北京上级给当地馆长的信件说明。我们很礼貌地与洛阳或者大同的警察局取得了联系，通知他们我们来到此处，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阻拦的借口。他们的职责不是控制我们。他们需要仔细权衡两者的利弊，一方面是我们会招惹麻烦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如果他们阻止我们将会引来的投诉，这是他们必须衡量清楚的。在洛阳，他们给我们安排了几个士兵做护卫，警示那些图谋不轨的人：“注意，这是外国人，不要自找麻烦。”我们的交通工具驴子或人力车在比较安全的招待所中提前安排好。带着我们的美国护照，我们一路畅通无阻。我们是比较高级的不可接触者，不像印度那种低级的不可接触者。我们也不像如今中国昂贵的旅行社中那种隔离式地坐在茧状大巴里来往于酒店、旅游景点、友谊商店之间的观光旅游，并被严密地监控起来，而是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出行。沿途我们还是会适当地接触一些本地人，在诸如食物、住宿的选择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只有食物和住宿问题，才是真正需要担心的首要问题。

在北平至汉口的火车上，我们可以在靠一侧安装的座椅之间的桌子的上面和下面躺着睡觉。1933 年3 月，在铁路中转站郑州，拉里· 西克曼、威尔玛和我三人只找到唯一的一个旅馆剩下的最后一间客房，里面只有一张木板床，没有床上用品。那晚，我们铺着自带的铺盖和衣而睡。在途经大同的北平至绥远的火车上，我们发现最好的休息地是躺在高处结实的行李架上。当然，列车员不同意我们这样做，但并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们给了他一些好处。

后来我们到了龙门石窟，拉里曾经来过这里。拉里惊讶地发现这些古代信徒捐献的可爱的刻有捐赠人和仕女的石刻竟然被切割下来用车搬出石窟出售，就像是军阀时期发生的事情，当地官员会出售任何东西。之后，拉里开始收集分散于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中国交易商手中的各种石刻作品。1939 年，在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馆，拉里开始重新组装这些略带裂缝的石刻。

同样是在1933 年的那次旅行中，当我们到达11 世纪宋朝的都城开封时，我们遇到了河南圣公会主教怀履光（William G. White）博士。他既信仰上帝，又热爱艺术。他忙得分不开身，他不单单是在圣三一大教堂（Trinity Cathedral）从事宗教事务，而且还收藏一些艺术品。他从他的后门拿出了青铜器、墓俑以及其他一些被胆大的中国盗墓贼挖掘的东西。当1935 年怀履光主教退休后，他成为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中国馆藏区的主管。而河南圣公会主教的继任者是中国的圣公会主教之一郑和甫（Lindel Tsen）。上帝没有失去什么。

40 年后，当中国人来到欧洲和美国展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Cultural Treasures Unearth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时候，对美术史家来讲，最大的功劳就是所有的青铜器、玉器、陶器和墓俑都标有出处以及出土日期。在帝国主义时期，外国收藏家试图保存或盗取中国艺术品而为国外博物馆收购时，他们很少知道他们的合作者、中国文物艺术品的破坏者和盗墓贼究竟从哪里弄来的。1973 年，波士顿美术馆的简· 方丹（Jan Fontein）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展览中，将在西方收藏的不知出处又极其著名的艺术品与在中国展览中极其相似但标有明确出处的艺术品进行配对展出。

在20 世纪30 年代的一场失去控制的古董争夺中，怀履光主教比其他人作出的贡献要多很多。在我们拜访之后的一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主教一直都忙于抢救那些之前通过特殊交易从中国人手中获得的文物珍宝。

怀履光有着多重身份，“曾是河南主教，也是多伦多大学的中国考古学的副教授，同时还是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国收藏区的主管者”。他在1934 年出版了《古代洛阳古墓：公元前550 年河南新郑一组五室陵墓的结构与内容纪实》（Tombs of Old Loyang: A Recor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s of a Group of RoyalTombs at Chin-ts’un, Honan, Probably Dating 550 BC）[ 上海别发印书局（Kellyand Walsh）]，书中配有187 幅插图，由?？餍颍昊嬷品饷?。这本书详细地记录了无名人士挖掘出的文物，而主教依然与这些不知名的中国挖掘者保持联络，从而得以到现场参观考察。他们在从事一组8 座古墓的挖掘工作，里面有古战车、马饰、马的骨骼、墓葬家具、武器、礼器、翡翠宝石、玻璃制品以及钟和石编钟。有一些上面还有刻有具体日期的碑文。但8 座古墓中只有一座被完整地发掘出来，因为“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来进行挖掘，其他的则是通过垂直竖坑挖到入口处才进入墓内。……这意味着许多大体积的古墓物件，比如巨大的三足铜鼎是不可能很轻易地从古墓移出的，而且有时候为了将文物移出，免不了要无情地将它砸碎”（第2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