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里博士1908 年就来到了中国，他认为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大片土地会被日本，也可能被俄罗斯吞并，不可避免地会分裂为多个小区域。然而并不需要为此沮丧，他认为，这才意味着中国得救，把它缩小到可以协商的规模，联合交战的各方，反抗共同的敌人……日本可能会占据河北、山东来保护其沿海地区。目前正着手于吞并热河……我猜想，这样就任凭苏联得到蒙古。
这位久居中国的侨民的常规见解得到了许多外国人的认可。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在1937 年日本侵略之后，民众会被唤醒。然而我们的朋友露西· 诺克斯（LucyKnox）更准确地预见了未来。她作为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Lytton Commiss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的速记员从日本回来，记录了日本国民和军部领导1931年掠夺满洲的证据。在她的记录中日本军事统治者处在“一种狂热的躁动不安的状态，想要通过征服将日本文化传播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他们总结说，他们已经吸收西方文化60 年并且已经青出于蓝，现在须让世界其他未开化的落后地区获得共荣。当然这是握有实权的军队的态度，也是受军国主义影响的农民的看法。较为保守的知识分子现在保持沉默”。
在我们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中，有6 周时间集中在上海以及其周边的杭州、苏州、南京等地区。以我谨慎的作风，我带着威尔玛来到了我和科特尼2 月份曾来过的伯灵顿酒店入住，以此来适应上海的生活。酒店有白色的长廊，餐厅内有两排女佣面对面坐在她们的位置上，而这一切在威尔玛看来完全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按照她爱冒险的天性，第二天早上，她查看了15 个见于广告的出租房屋，在24 小时内带我们来到了法租界大街的一个出租房里。房主是前海军军官金纳德（Kinnard）和他的中俄混血妻子。他的岳父是一位喜欢佩戴勋章的前沙皇时代的军官。床面是早期的锁子甲造型，差点将我们弄到地上，我们直接就将它推到了床底下。
在我们递交介绍信时，我们发现上海的外国人和北京的外国人互相交换感受，他们喜欢去参观对方所在的城市，但是并不打算长期住在那里。
我们发现上海上层社会的住所就像伦敦一样都是隐藏在墙后的。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爵士的院子后还有一块小小的场地，大概有“两个足球场大，上面绿草如茵”。他邀请我们共进晚餐，观看电影，我们有三个周日和海关人员一起去那里朝拜。最后一次见面，梅乐和与我在他的书房促膝长谈。他相信历史能够理解他的行为：他已降下了外国人享有特权的旗子，但确信他叔叔创建的伟大机构能够在新的时代继续存在。我们还谈论了“赫德多么伟大，而如今的总税务司与其多么相似”。
梅乐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虽然我一无所知，但还是对其有隐约的怀疑，也许我的怀疑并不正确。毕竟在20 世纪中期的国民革命期间，海关是一个主要的争论焦点。1923 年安格联（Francis A. Aglen）任总税务司，他拒绝让孙中山的革命政权获得广东的税收盈余。为此北京的外交公使以珠江上的15 艘炮舰来为他撑腰。
作为一位没有太多主观意见的初来乍到者，我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旧伤新窘。国外坚定的不平等条约支持者们相信外国人可以很好地治理上海，就像中国国民党的顽固分子30 年后仍旧高呼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一样。两者至少在为他们服务的制度方面都有明确的利益。上海的想法与之后的“中华民国”的想法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例如，在台湾国民党专政以及军管政府相当于早期帝国主义的治外法权——对于有些人来说，废弃这些既得利益的支柱则意味着从天堂跌入地狱。1932 年在上海的巴里 · 戈德华特舰队一直准备“用炮舰围攻”，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日本在吴淞的行动一样。
魏尔特两次邀请我们一起聚餐，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友善。他并没有强调早期海关记录正在从各个港口送到上海海关组建海关图书馆的事。就我们的关系来说，幸运的是我不会与他竞争。我的论文主题将按照时间回溯的方式进行，这使得我不会关心1858 年之后的细节，因此不会侵入魏尔特的研究领域。
在上海我还遇到了我在贝利奥尔学院的朋友郑肯。他现在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住在像城堡一样极其奢华的石筑豪宅中。住所有一个游泳池、几个网球场、一辆戴姆勒牌轿车、两辆艾索塔- 法西尼牌轿车，还有一些其他牌子的小轿车。他的祖父和叔祖来自澳门附近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孙中山出生的地方。他们早先去了海外当劳工，其中一些人客死他乡，而有的则在加利福尼亚、菲律宾或是秘鲁发财后回国了。到郑肯的父亲这一代开始在上海投资。郑肯的兄长们曾在剑桥大学读书，如今成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高管。这家公司成为杜克（Duke）家族经营的英美烟草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作为新近的暴发实业家，他们之前进入了房地产行业，如今拥有了两家电影院。郑肯不再是那个曾在湿寒的牛津大学里孤独而腼腆的学生了，而是成为享用着他们的财富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一员。
我再一次去上海是在1934 年11 月，郑肯开着他的艾索塔- 法西尼带我们来到了市政中心，在吴淞以东6 英里处。大上海的市政厅宏伟壮观，有着中国人“改建的神殿式的行政大楼和会议室”作为吸引新的城市发展的诱饵。正如我提到的，“其意图在于，不仅土地的主要所有者市政府，而且预先买进那里的土地的银行家们，都会借助土地升值而大捞一把”。然而靠土地发财的想法并没有实现。
通过一个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朋友，我们参观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厂。我们看到了3000 名女工，39 个卫生间，现代化机械，每天工作10 小时，而空气质量却很糟糕，但并无大害。与此对比的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带我们去的缫丝厂。
在缫丝厂的童工，年龄一般是9 岁到12 岁，每天站着工作14 个小时，中间有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他们不停地在混杂着水蒸气的茧盆里抽茧丝，以至于手上的皮肤脱落，这样辛苦的劳作换来的工钱是每天1 角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