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精彩试读  

第一章  帝国迟暮、第二章 奥斯曼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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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帝国迟暮

1400年圣诞节，英王亨利四世在他位于伊森（Eltham）的行宫举行了一次宴会，不仅为了庆祝佳节，更重要的是为了欢迎他的一位特殊贵客—希腊人的皇帝（有时候也被称作罗马人的皇帝）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 Palaiologos（Palaeologus）］。后者已经游历了意大利，并曾于巴黎短暂驻留。期间法王查理六世一度将卢浮宫妆点一新，以款待这远道的贵宾，连索邦神学院（Sorbonne）的教授们也因能与如此博学多识的帝王会晤交流而感到欢欣不已。

英国人为拜占庭人的高贵举止所倾倒，他们洁白如玉的长袍也令人们印象深刻。然而，尽管皇帝身份高贵，颇得好感，英法两国王公贵族们却只能令其败兴而归—皇帝此行专为祈求西方基督教国家援助，以对抗东方入侵的穆斯林异教徒而来，然而他的梦想落空了。亨利国王的大法官阿斯克的亚当（Adam of Usk）回忆道：我细细忖量，如此高贵的基督教贵族却被东方的萨拉森人逼迫得走投无路，以致要远赴西方乞援，这是多么可悲。哦，古罗马的荣耀如今何在？

确实，古罗马帝国早已今不如昔。虽然曼努埃尔是奥古斯都及君士坦丁光荣的继承人，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可以在罗马世界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然逝去。对西欧人而言，他们仅仅是希腊人或拜占庭的君主，已经无法与西欧新兴的君主们等量齐观。直到11世纪拜占庭依然是一股令人敬畏的力量，是基督教世界抵御穆斯林冲击的中流砥柱。拜占庭一直成功地扮演了他们的角色，直到11世纪中叶东方的土耳其人兴起。与此同时，西方的诺曼人也开始尝试入侵拜占庭。拜占庭帝国陷入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以帝国意大利领土的失陷为代价，诺曼人终于被击退了；然而对土耳其人，帝国则永久性地失去了帝国的粮仓与兵源地—安纳托利亚（Anatolia）。此后帝国一直面临两线作战之虞，而十字军运动的兴起令局面更加复杂。虽然作为基督徒，拜占庭人对十字军抱有好感，然而他们长期的政治经验证明应当对异教徒保持一定宽容并允许其存在。十字军倡导的圣战在拜占庭看来反而是危险的和不切实际的。

当然，拜占庭人也希望通过十字军获得好处。然而，这一切需要以实力作为基础。拜占庭继续以强权面目出现，不过其国力已经开始不断下降了。在那个充满战争冲突的年代，安纳托利亚的丧失，迫使拜占庭皇帝不得不愈发依赖外国盟军与雇佣军，而后者是需要以商业特权或金钱作为代价的。这一切不幸又发生在帝国经济衰退的年代。整个12世纪，帝国看上去似乎依然是富裕和强大的，市场港口商贾如云，皇帝依然受到尊敬。但是，拜占庭既不支持穆斯林对抗十字军，也同样对十字军缺乏热情，这就埋下了忧患的种子。同时，11世纪，宗教分歧也加剧了东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矛盾。至12世纪，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已经明显地处于分裂状态了。

真正的危机是十字军带来的。1204年，在军队领袖野心的蛊惑下，出于威尼斯人的嫉妒与贪婪，出于天主教会对东正教会的敌意，原本是去援救拜占庭帝国的十字军反戈一击，攻占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在其废墟上建立了拉丁帝国。这一事件终结了东罗马帝国的强国地位，虽然其并未彻底灭亡。大约半世纪后，流亡至小亚细亚西部的拜占庭势力（即尼西亚帝国）夺回了君士坦丁堡，击败了拉丁帝国。似乎拜占庭帝国又迎来了伟大的复兴。然而，米哈伊尔八世的政权（即帕列奥列格王朝，拜占庭末代王朝）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强盛。它还依稀保留了一些过去的威名，君士坦丁堡依然是“新罗马”，是东正教的中心。拜占庭皇帝，至少在东方人看来，依然是罗马人的皇帝。实际上，拜占庭已经沦为了一个普通王国，甚至在希腊人世界中亦不是唯一的统治者。在它的东面，有事实上独立的特拉比宗王国（由拜占庭科穆宁皇室后裔在1204年建立），后者拥有丰富的银矿和与大不里士（Tabriz）的传统商路。在色雷斯地区，出现了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同样由前拜占庭皇室后裔建立），它一度与尼西亚帝国展开收复君士坦丁堡的激烈竞争，甚至曾经兵戎相见，不过最终也走向衰败。在巴尔干，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成为另外两大势力。而在希腊本土与周边岛屿上，意大利人的殖民地与法兰克人的贵族领地星罗密布。为了驱逐威尼斯人的势力（其为十字军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幕后黑手，遭到拜占庭人的普遍厌恶），拜占庭政府引入热那亚人，后者则要求贸易特权，首都北部的加拉塔（Galata，或称佩拉Pera）商业区随即为热那亚人控制，热那亚商人顺理成章地掌握了拜占庭商业命脉， 令帝国的财政进一步雪上加霜。而帝国四周可谓险象环生：在意大利有前拉丁帝国的复辟势力，巴尔干的斯拉夫王族们则觊觎着皇帝的头衔。东方的土耳其人一度沉寂了一段时间，这某种程度上也挽救了拜占庭帝国。不过在伟大的酋长奥斯曼的率领下，土耳其人很快再度成为了帝国的劲敌。因为西部的军事威胁，拜占庭不得不将多数财力人力投入其中，以致忽略了东部的防御，这为奥斯曼人在小亚细亚的扩张提供了良机。

14世纪对拜占庭帝国而言是一个灾难性的世纪。强大的塞尔维亚王国一度有并吞拜占庭帝国的趋势。而雇佣军卡特兰军团的叛乱（Catalan Company，即“加泰罗尼亚军团”）令诸行省一片狼藉。帝国长期陷入内战之中，各王室成员争权夺利，内斗不止。例如约翰五世在其五十年的皇帝生涯中（1341-1391），先后三次被废黜，一次被他的岳父，一次被他的儿子，另一次是他的孙子。 祸不单行的还有瘟疫。1347年伴随内战爆发的黑死病，夺去了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奥斯曼土耳其则利用拜占庭与巴尔干诸国的混乱大肆扩张，至14世纪末，其势力已经抵达多瑙河畔（Danube），拜占庭已经沦为土耳其领土环绕下的孤岛。此时的拜占庭，实际控制地区只限于首都君士坦丁堡，色雷斯的几座城镇，黑海沿岸的一些市镇，几座小岛，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帝国第二大城市）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那里是由皇族统治的摩里亚君主国，它在从法兰克人手中收复失地方面取得了小小成功。在这些拜占庭势力范围中，还间布着一些拉丁帝国遗留的封建领地，佛罗伦萨公爵依然统治着雅典而维罗纳王子们占据着爱琴海诸岛。其余的拜占庭原领土则早已被土耳其人夺取。

出人意料的是，虽然此时期拜占庭国力衰弱，然而文化艺术领域却颇为多产。帕列奥列格王朝也可算一个重视学术与艺术的朝代。例如君士坦丁堡科拉教堂（Church of Holy Savior in Chora）保存的14世纪初期壁画与马赛克镶嵌画，就足以令同时期意大利艺术相形见绌。在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还拥有大量同等水准的画作。当然，艺术创作会受到资金短缺的困扰。帝国的财政已是江河日下，大不如昔了。1347年约翰六世的加冕礼上，其皇冠的宝石居然是用玻璃代替。至14世纪末期，经济拮据对文化艺术的负面影响开始彰显。在这期间只有伯罗奔尼撒的米斯特拉斯（Mistra）地区和阿索斯山（即希腊圣山 Mount Athos）附近涌现出新建的教堂，其内部装饰也较过去节俭。当然学术领域相对较少受到财政因素的干扰。君士坦丁堡大学在13世纪末被帝国贤臣赛奥多利•梅托切特（Theodore Metochites）重建，在他的大力倡导与支持下，14世纪初拜占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其中的代表人物，如历史学家尼基弗鲁斯•格雷戈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神学家格里高利•帕拉马斯（Gregory Palamas）、神秘主义者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Nicholas Cabasilas）、哲学家德米图斯•西多内斯（Demetrius Cydones）与阿金迪纳斯（Akyndinus）—都曾在君士坦丁堡大学深造并受赛奥多利的影响。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Cantacuzenus）被认为是他的继承者，虽然部分精英对其篡位行为颇有微词。这一时期的拜占庭知识界，学术气息浓厚，人才辈出，论争自由，并且很好地继承了两千年以来的希腊学术传统。他们讨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讨论语义学与逻辑学，自然，也会涉及神学话题。但东正教传统对哲学往往心存顾虑。虽然优秀的神父一般也愿意接受哲学教育，并且运用柏拉图式的修辞学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但他们的神学是隐晦而非直接的。既然上帝的存在已超出了人类认知范围，哲学对于解决宗教问题也就显得力有不逮了。然而，到了14世纪中期，学术界出现了分裂。部分学者受西方罗马教会的影响，开始攻击东正教及其神学理念（尤其是其中神秘主义的部分）；另一部分学者则极力维护东正教传统，昔日的朋友成为了论争中的敌手。“改革派”往往带有一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色彩，而“保守派”（代表为帕拉马斯）则显得更加因循守旧，后者在僧侣与普通民众中获得了大量支持者。不过“保守派”中也包括诸如约翰•坎塔库震努斯、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因此，“保守派”占据上风并不能简单地定性为蒙昧主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