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不仅爱吹牛，而且还善讽刺。但丁诗歌中的嘲笑语言有目共睹。佛罗伦萨人个个都像切利尼一样说话尖酸刻薄。一些人捕风捉影式的诽谤中伤使切利尼吃尽了苦头。当然，切利尼本人的伶牙俐齿也没少挖苦贬损别人。当时意大利流行一种以讽刺为主的三行连环押韵诗，切利尼在狱中便写这种诗来讽刺狱中的生活和他的仇人。他还常将讽刺与他善于描写的特长结合起来，往往三言两语便能将一个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如他这样描写一个帮他建房的人：“这个干瘪的矬子手伸出来如同蜘蛛，说起话来像蚊子叫，办起事来似蜗行牛步一般。他总算在一个倒霉的时刻给我送来了石头、沙子和石灰，如果精打细算的话，大概够用来建一个鸽子窝。”像这样的语言在他的自传中俯拾即是。

人文主义者对名誉的追求也是非常强烈的。但丁说，人应该追求知识和不朽。彼特拉克承认，他宁愿名传后世也不愿声闻当时。实际上当时传记文学的发展和这一对名誉的追求是分不开的。切利尼写自传的动机也是如此。他在自传中开宗明义：“世间各色人物，如果他们真诚，只要做出过业绩，或类似于业绩的东西，都应该亲笔为自己立传。”为了追求名誉，他不断学习、创新，既要超越古人，也要超越自己。为了追求名誉，他克服重重困难，一定要制成珀尔修斯像，以便证明自己不但是个优秀的金匠，而且也是个优秀的雕塑家。他在自传中说：“我的珀尔修斯像一旦完成，所有的这些痛苦都将转化为齐天的洪福。”他不停地接活儿，接过来马上就开始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样做“既为名，也为利”。

切利尼的自传生动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处境和地位。从切利尼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欧洲的艺术家已不再依附于教会，艺术保护人制度已经形成，艺术家接受宫廷贵族特权阶层的委托已成普遍现象。切利尼先是跟着几个师傅当徒弟，学成之后先后为一些枢机主教、贵族、教皇，以及法国国王和佛罗伦萨大公效力。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享有很高的声誉，收入也相当可观，但社会地位并不高。用他的话说，像他那样的人“可以和教皇、皇帝和伟大的国王在一起侃侃而谈”，但那是仆人和主子之间的交谈，双方的地位绝对不是平等的。当时的艺人依附于有权势的保护人，主要是为了得到稳定的收入和承担大型工程。切利尼在法国为弗朗索瓦一世效力时，曾与画家“博洛尼亚”争夺战神玛尔斯像的制作权；在佛罗伦萨时，又与班迪内罗争夺尼普顿像的制作权，因为只有君主才有财力制作这么大的像，艺术家只有作为他的被保护对象，才有机会施展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像切利尼这样一个恃才傲物的人，居然在他的保护人面前毕恭毕敬，竭力讨好，正说明他当时社会地位的低下。但我们还可以看出，保护人对他的艺术家仆人也要尽量笼络，给他们各种小恩小惠，以便使他们忠心耿耿地为自己效力而不至于改换门庭。所以，艺术保护人之间对于有名望的艺术家也进行争夺，互相挖墙脚。切利尼走到哪里，都有达官显贵竭力挽留他，劝他为自己效力。他之所以离开罗马到法兰西，实际上是弗朗索瓦国王把他从教皇那里挖走的。当然，不少保护人雇佣艺术家是因为喜爱艺术，但不可否认的是，还有些是在附庸风雅，对艺术并无什么鉴赏能力，他们雇艺术家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和地位，用艺术来装潢门面，同时也是为了交际的需要。教皇保罗三世在迎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时，不但把切利尼制作的礼物送给了他，而且还把切利尼本人也送给了他。这个例子不但说明了艺术家的地位，也说明了艺术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