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说到辉格史观，当然要落脚在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上。不过，在此之前，有必要先谈一下麦考莱之前的两位历史学家：大卫·休谟与哈兰。众所周知，休谟作为一位保守的历史学家，他的《自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关于光荣革命的基本立场是倾向于托利党的，或者说是不赞同辉格党人的历史观的。

虽然休谟自称他只是一个历史哲学家，并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但由于他对国王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的明显同情和对革命的事件和人物深恶痛绝的态度，后世的人很自然地把他看作托利派的历史家。休谟认为没有权威，自由就不可能存在；建立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自由，而是为了提供正义；对当权政府的反抗，是不可饶恕的行为。因此，休谟对于英国史的认识，少有辉格史观所显示出的激进主义色彩，而是秉承中庸之道，对英王室和贵族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并对光荣革命的历史渊源做了中肯的评价。故而，休谟的《英国史》一直被人们视为具有托利史观的历史著作，直到今天，仍然是影响巨大，传播久远。

不同于休谟中庸偏保守的历史观，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基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早就有辉格党人的历史著述，其中较为突出的便是历史学家哈兰。哈兰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在政治上属于辉格党的右翼，在三卷本的《英国宪政史》中，他提出英国自古以来就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一向就是主权在民的，并高度赞扬1688年的光荣革命，歌颂君主立宪制。这部著作成了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英国近代史，也开创了一代辉格史学。可惜的是，哈兰的著作拘泥于史料，过于偏重于历史传统中法律与政治的学说，而忽视了人物的刻画与事件的铺陈，因而显得厚重有余，亮点不足。

麦考莱就迥然不同了。可以说，麦考莱接续哈兰，旗帜鲜明地把辉格党人的历史观一展无遗而充满斗争豪情地表现出来，他的《英国史》可谓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及其发动者的一曲颂歌。在他看来，历史不是曲径通幽，不是拿捏分寸，而是把真理用响亮而有力的语言表述出来。这个真理在他眼里就是辉格党人的历史胜利，就是英国人民通过欢迎威廉三世的光荣革命而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个历史过程显然是战果辉煌、无与伦比的。为此，麦考莱不惜浓墨重笔地对自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至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十七年间的史事（其重点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社会背景以及这次革命所达成的政治结果），加以淋漓尽致的描绘与渲染。正像他在《英国史》第一卷开篇所自述的：

“我打算写一部英国史，以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即位为起始，以现世人的记忆为终迄。在这部英国史中，我将阐述仅在数月内就导致那些忠心耿耿的世俗绅士和宗教人士纷纷脱离斯图亚特王室的因由所在；追溯那段结束国王与议会长期斗争、把人民大众的权利和统治王朝的权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革命历程。我将探寻那次新的政治协议（指光荣革命）如何经过数年的纷扰成功地击败国内外敌人；通过这个协议，法律权威、财产安全与言论自由、个体行动自由如何前所未有地相互兼容；我们的经济如何通过秩序与自由的顺利融合而实现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繁荣局面；我们的国家如何从一种耻辱的从属状态迅速跃至欧洲大国主导者的地位；国家在经济上的富足与军事上的荣耀如何齐增共长；一种似乎不可思议的、几乎让先前历代政治家都会感到惊讶的政府公信力，是如何通过明智而坚决的信念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如何促生出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而与之对比，任何其他古老帝国或现代国家的海军都显得相形见绌；苏格兰如何在数代人的对立之后最终归统于英格兰，并且，这种归统不仅仅是通过法律关系，也是凭借难以割舍的利益纽带和攀附情结；在美洲，英国殖民地如何比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给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五世带来的殖民地更为强大和富庶；在亚洲，英国的探险者如何建立一个毫不逊色于亚历山大丰功伟绩的帝国，却比其更为持久稳固。”

麦考莱皓首穷经，举全身心之力前后用二十年光阴写就的这部短短十七年的《英国史》，却是一部厚重无比的长篇巨构，它浓缩了千年英国的历史命运之枢纽，不但是英国自诺曼登陆以来的传统命脉之荟萃，而且更是未来帝国雄风之发轫，光辉灿烂的日不落帝国的远景由此开展，从这里发扬光大。在麦考莱看来，这一切的秘密都蕴含在这十七年的历史之中，在他要彪炳千秋的光荣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故尔，他的《英国史》所彰显的就不再是凡俗历史学的记事原则，而是这场革命的历史塑造原则，用中国话所说的“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这个历史编撰方法，又被后来的史家，例如巴特菲尔德称之为“历史的辉格解释”。按照巴特费尔德的说法，在英国历史上曾有过两个对立的政党：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辉格党即是自由党的前身，它提倡以君主立宪制代替神权统治，站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立场上拥护国会，反对国王和天主教。19世纪以来，属于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的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麦考莱的《英国史》无疑是其中的翘楚，该书真正确立了辉格史观的历史学地位，从而使英国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的叙事摆脱了大卫·休谟的支配。我们看到，从19世纪初叶的哈兰，经过麦考莱的高歌猛进，再到20世纪的屈维廉，就历史学发展演变的主要趋势来说，关于英国史的辉格史观确实占据了主流的地位。

麦考莱曾经写道：“所有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都渴望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共和政体的；而所有托利党的历史学家都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专制的。”他的《英国史》不过是为了证明英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其渊源就在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他说：“对1688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赞颂乃是：它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革命。”英国的这场革命固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关于革命的解释似乎也并非仅仅是辉格史观之一家。伟大的思想家洛克的理论暂且不说，即便是保守者如休谟，也并没有否定这场革命的价值与意义，而是充分肯定了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至于后来主张君主立宪制的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基佐，也对1688年的革命大加礼赞，他认为光荣革命没有流血和牺牲，但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所以比1640年的革命要优越得多。在那本专门为《1640年英国革命史》所写的序言（以《英国革命为什么成功了？》的单行本形式出版）中，基佐比较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认为英国革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原因是英国革命是本着宗教精神进行的，而且没有与过去的传统割断联系。他指出，英国革命是作为保守力量而不是作为破坏力量出现的。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立宪君主制治下的英国，其“内政、维护和平、财政、殖民、商业、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议会斗争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舆论最为关心的事情。”进而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之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得以稳定长久地发展下去。

由此可见，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一场复杂且保守的革命，并非由辉格党人一麦家所独自促成，而是辉格与托利两党乃至英国人民的合作之功。在此，我们可以列举当代托利—保守党的著名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的观点，这位1688年投靠威廉的英国贵族马尔波罗的后代。他在《马尔波罗传》及《英语民族的历史》等著作中，对1688年英国的贵族、乡绅投靠威廉的行为备加赞颂，认为“英国的贵族和国教教士从来没有像1688年这样经受如此严酷的考验，并对他们的国家作出如此优良的服务。”如此看来，麦考莱关于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非此即彼的对立二分法是有问题的，两党的关系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剪不断理还乱，尤其是在光荣革命问题上，更是共识很多。但麦考莱对于辉格史观的刻意彰显，褒贬明确，其春秋笔法倒是歪打正着，反而成就了一番新气象。走笔至此，我突然有所感叹：近世中国思想界纷纷攘攘的新旧公羊学论辩，与英国史学中围绕光荣革命的两党叙事，不是有些相像吗？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巴特菲尔德唱反调，有“历史的辉格解释”之诟病，是耶？非耶？关于历史与历史解释，古今中外，看来难以有统一不变的标准。但无论怎么说，麦考莱的《英国史》，天纵雄才，汪洋恣肆，为我们成就了一个“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典范华章。在当今鸡零狗碎的中国史学天地，能有这样恢弘的异域之声，可谓黄钟大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