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诚然，就历史评论家一般接受的标准，或人们归之于历史学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来看，麦考莱的《英国史》并非无可挑剔，甚至是问题多多的。例如，他对战争场景的描写就不真实全面，他的作品无法与同时代法国的伟大历史学家相比，他竟然忽略了一些基本的史实，没有写明参与战争的双方情况。还有更为严厉的批评，关于那场欧洲各国联合起来所取得的对于路易十四的胜利，认为他片面地拔高了英国一方的作用，而严重低估了欧洲大陆对这场胜利的贡献。

若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麦考莱的《英国史》，可以不费力气地列举出若干不

足或瑕疵。首先，麦考莱的视野远非一个称职的历史学教授那么全面和缜密。英国的兴衰与海洋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麦考莱在指控威廉·潘恩、拉弗豪斯的格雷厄姆以及托林顿勋爵时，未免颇不公平。看上去《英国史》书中确实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疏忽：对于美洲和殖民地的贸易只字未提，也没有提及《航海法》，1660年王政复辟到那个世纪末，海外贸易的急剧增长也没有涉及。此外，保护农业的措施遭到忽略，1662年重要的《定居法》竟也没有提及。据此，有论者认为麦考莱缺乏某种客观的历史意识，没有展示英国史在他着意描写的那个时期的客观原貌。

其实，在麦考莱那个时代，没有什么专业的历史学。博雅史家除了满足自己和公众的好奇心以外，没有其他义务。他要具备掌握全景的潮流的模拟能力和健全常识，其他方面只需要业余爱好者的观察力。讲究技术的史学和现代学术的所有规范一样，是由19世纪晚期的德国人发明的，兰克以前没有这样的东西。博雅史学与高质量的历史小说，例如《战争与和平》的某些章节共同点甚多，跟现在所谓专业史学反而共同点甚少。当然，现在的专业史学除了同行的作者兼读者以外，没有任何读者，也不指望任何读者。他们越来越倾向于紧跟极小范围的史料，避免做出任何概括性的解释。因此，公众的历史观主要依靠报刊影视和劣质历史小说，比起19世纪的黄金时代反而倒退了。

其次，《英国史》所体现出来的麦考莱的性情和偏好，也有损于他对于历史的叙事。《英国史》的主旨在于描绘那个时代的英国精神，但颇为吊诡的是，麦考莱对哲学与政治思想不感兴趣或者说不甚了解，更不用说神学了。虽然他曾付出大量的精力了解17世纪英国的罗马天主教徒面临的问题，但他从未试着去了解天主教徒的内心想法。或许，约翰·洛克是辉格党内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在麦考莱选定的时代，正是洛克生涯当中最关键的时期；但即便如此，对于洛克的政治思想和理论，麦考莱也只字未提。至于辉格党与托利党的演变史尤其是它们之间的政治思想斗争之深层蕴含，麦考莱也没有给予格外的关注。麦考莱属于会讲故事的人，这种能力在现在的专业历史学家身上几乎失传了。他非常

感性地了解权力斗争前线战壕内的想法。也就是说：他根本不信，这些人会为了形而上的理由活动。他更相信：这些人像职业外交官、棋手或间谍一样，迷恋游戏本身和手段的成败，极少尊重他们理论上的委托人，更不用说后世某些学者臆想的社会属性或思想派别。思想家在他的故事中没有一席之地，也有论者认为这恰恰是因为他太了解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了。

就思想的丰富性来看，麦考莱的视野或许是相当狭隘的，比方威廉三世乃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只因他拥护辉格党人在英国的事业。但实际上，威廉之所以来到英国，是因为只有这样做，他才能扭转在欧洲大陆对抗路易十四的不利局面。麦考莱自始至终都在低估欧洲大陆盟友在战胜路易十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人批评说：“为了凸显一个伟人（威廉三世），欧洲的其他人都必须成为侏儒。”当然，麦考莱倒也未必是真的歧视欧洲人，说他狭隘也不是很公允，毕竟英国人只是在一战结束之后才开始真正体会欧洲人；麦考莱的东西实质上是给帝国范围的读者讲故事，欧洲人并非他预设的听众。

还有，麦考莱作为一位诗人，固然他的瑰丽文采使得《英国史》熠熠生辉，但过于夸张雕琢的排比铺陈和漫不经心的对比衬托，以及滔滔不绝的雄辩，也减弱了这部著作的可信度。难怪有人批评说他的语言风格不适合历史研究，为了吸引读者，使作品引人入胜，他通常会扩大事态，让矛盾更加复杂，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制造问题，而是去解释矛盾，应对问题，这就需要慎密的判断力。但可以看出，“麦考莱先生对形势的判断十分精确，但对个人的判断却很欠火候。”固然，麦考莱的判断力也有很强的方面，但属于罗马式实际政治家的类型，不属于法国政论家或德国形而上学家的类型。他像塔西陀一样，不把公务和著作分开，他的知人论事与抽象分析是两码事。

如上所言，麦考莱的《英国史》尽管在叙事方法以及倾向性上具有种种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作品仍不失为一部叙事风格堪称伟大的历史学著作。麦考莱把历史与文学冶于一炉，将叙述与刻画融于一体，描绘了一幅他那个时代英国社会的画卷，讲述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制衡，社会各个阶级的社会和经济

状况，形形色色人物之间的冲突。他取得的成功如此辉煌，任何想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不能不从阅读他的《英国史》开始，不能不一直受到麦考莱的影响。不管麦考莱描绘的历史画卷是对是错，都在大众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可以说，麦考莱的《英国史》最持久的价值在于，它清晰地阐述了它所描写的那段历史，使读者由此一窥19世纪中期英国在英雄壮年之际的心理、性情和品行。

鉴于此，著名史家阿克顿勋爵毫不犹豫地把麦考莱说成是“从古到今最伟大的历史家”；在致玛丽·格莱斯顿的信中他说：“请记住，这些随笔实际上都是华而不实的肤浅之论……他对17世纪之前的历史一无所知，他对于外交史、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一窍不通……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人。因此，阅读他的著作就是要去探寻，为什么那些最不近人情的历史评论家们都认为他是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为什么呢？我觉得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有一个著名的评论值得重视，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麦考莱的《英国史》在塑造英国的历史观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认为此书决定了辉格党观点的最终胜利，并永久地改变了英国此后的政治进程。

兰克此论一语中的，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角度审视，关于英国光荣革命的辉格史观，虽然在麦考莱之前也有论述，但恰是麦考莱的《英国史》起到了扛鼎之功。经过麦考莱的一番发黄弘扬，辉格党的英国史观才蔚然成为英国历史叙事的正统，并经历数百年而不衰，继尔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