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检察长认定，此类出版行为有悖公众利益。我受命通知您，如果《星期日泰晤士报》再次刊载日记内相似的细节，针对泰晤士报有限公司的禁令诉讼程序将不再另行通知。

轮到我退一步了。我的目标是按照时间顺序做九次选载。日记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对1966年7月金融危机的描写，在此之前还有四次选载要做。杭特否决了第五次选载中的六段内容。我删除了其中四段，修改了两段。

再接下来的一周，我放慢了脚步。在3月10日，我们实现了既定目标。我们最后公布的内容有近10万字。我原想如此一来，未删节版的日记就能完整出版。谁知该书刚准备推出，就收到了总检察长的法庭禁令。他曾放过我们一马，现在则决意阻止出版商和遗嘱执行人。即便要面临高昂的诉讼费用，出版商和遗嘱执行人也决定起来抗争。我当然不能坐视盟友的孤军奋战。于是，我设法进入了法庭。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一直在浏览未公开的日记材料，内阁办公室对这些内容一无所知。另外，利用先前的长时间准备，我们比较了威尔逊首相和克罗斯曼对同一事件的描写。雨果·杨和约翰·巴里则以养老金和种族决议为案例，采访了其他内阁大臣。在某些方面，大臣们的回忆与威尔逊和克罗斯曼的记述均有出入。日记出版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我宣布还会有更多案例分析。这时，我确信总检察长会有所行动。受访的大臣成为我们挑战杭特的限制的砝码。

我的杀伤性武器就是我精心准备的一版报道，上面在偌大的空白处轻描淡写地写道：“鉴于昨夜高院法官批准了总检察长的禁令申请，克罗斯曼日记的选载到此结束。”

这一次，没有了财政部法务官的午夜来电。但是，图书出版两天之后，我们的律师安东尼·惠特克告知我们：“他们试图取得一个永久禁令来阻止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