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汤姆森勋爵愉快地走到前门，有力地告诉门卫闩上那扇巨大的双开门。他的手中还拿着可能引火上身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们或许能拖延禁令，为分发更多的副本赢取时间。任何的法庭禁令都能通过电话当值的法官传达。身后紧锁的大门，也是我们身处困境的象征。

1967年至1981年，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从事了14年编辑工作。对于从葛莱氏法学院路的办公室到河岸街法庭的这条路线，我早已不再陌生。除非要为少数的诽谤案件辩护，否则我很少因为报纸发行的事情站在法庭上。

这次，我之所以出现在法官面前，是因为当局或者某些公司、个人试图借法律之手，阻碍《星期日泰晤士报》出版“真相”的权利。北岩勋爵说过：“新闻，是某些人在某些地点总想要阻止发布的信息。如若不然，就只有广告。”很少有人不同意他的第一个论断。

《星期日泰晤士报》并非想找法律的麻烦，只是罗伊·汤姆森打造的这艘新闻“大舰”与专制政权起了冲突。这个并非空想的、遥不可及的政权能打造一架明知会坠毁的客机，欺骗小额储户，掩人耳目地剥夺社区铁路，售卖致畸药物并拒绝合理赔付致残者。它甚至能以国家之名，反对一名官员日记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