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课上，别的同学画出美妙的图案，什么太阳、月亮、男孩、女孩之类的。而我则在一张纸上画了十条歪歪扭扭的竖道，被批为“没有画画才能”。展览时，我的画被放在了角落里。母亲问我：“你画的是什么？”我慵懒地、面无表情地答道：“面条。”

数学课，我听不懂老师讲什么，百无聊赖。做手工，我每次都会弄丢一些部件，做出四不像的东西。

爸爸妈妈给我报了舞蹈班。记得有一年“六一”儿童节，舞蹈班的全部同学都应邀去演出。我站在队伍的最后一排，期待着登台。然而，当队伍快走出幼儿园大门时，我却被告知，因为跳得不好，我成为了全队中唯一一个没有资格参加演出的。“你就留下当拉拉队吧！”同学们得意地对我说。望着他们的背影，我的心中涌出一股被抛弃的酸楚。

爸爸妈妈又给我报了国画班。然而，每次上课，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而且，我常常把墨水洒在自己衣服上，惹得全班笑话。

一切都按照这样的轨迹进行着。每天，我都是哭着走进教室的，然后，煎熬地度过灰色的一天。

渐渐地，我成了全班最孤僻、最令人讨厌的一个。中午吃饭时，同学们吃完一碗菜可以盛第二次，饭随意吃，而我却只能多盛饭，而不被允许盛第二次菜。分组玩游戏时，同学们都不愿意与我分到一组。男同学欺负我，女同学嘲笑我。面对这些，很“肉”的我除了忍耐和避让，又能怎样呢？因此，同学们又给我起了一个外号：“纸豆腐”，意思是像纸一样脆弱，像豆腐一样好捏。

这些，足以构成了我太不愉快的幼年。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约两年。虽然很痛苦，却也成了习惯。我从没有抱怨过，因为抱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让心情变得更糟。

其实，别人对我的评价，与我自己很差的表现是有关的，于是，我也认命了。它们都不足以让我与幼儿园生活决裂。在我的印象中，让我下决心“逃离”幼儿园的，是这样一件事：

记得当时，每天午睡后，老师便会让全班大部分同学在桌上“趴着”，选取一部分表现较好的同学，去旁边的“儿童园地”里玩耍。玩耍的要求是：不出声，不闹腾。在过去的两年中，全班所有同学，除了我，都在“儿童园地”中玩过。我却从来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直到上大班的一天，我竟然被老师选中去“儿童园地”中玩耍——这真是太令我惊讶了！简直是喜出望外！“一定要好好表现！”我对自己说。

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位男同学，刚开始玩耍，其中一位就对我耳语：“你扮演一个睡着的人，躺在地上，我们也扮演睡着的人。”很“肉”的我，自然不假思索地听从了他的安排。在我眼中，这仅仅是一个丝毫不值得怀疑的善意的游戏。然而，在我躺下没几秒钟时，一只脚就径直踩在了我的心口上。惊吓与疼痛，让我不禁“啊”地大喊了起来。原来，是另一位男同学故意把脚踩在了我身上。

“老师，徐安琪出大声了，该让她出去。”两位男同学异口同声地向老师告状。

老师听到了我的大叫声，毫不犹豫地听从了他们的举报，认为我破坏了“别出声”的规则，罚我出来。我的心中顿时涌起了委屈与愤怒。多么阴险的计谋！多么恶毒的手段！他们竟然密谋好，要以这样的方式把我赶走。不同于以往，这次，我是明明确确被冤枉、被欺骗、被伤害的！我唯一的一次荣誉，竟有了这样的结局。内心仿佛烧起了烈火，挣扎着，痛着，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哇哇大哭起来，试图向全班申诉自己遭遇的不公……

我的遭遇，自然是没有人理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