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言而喻

——北京饭店

一位外国朋友告诉我，他每次来北京，一定下榻北京饭店，他说，那好处是，回到他那国家，人家问起：在北京住哪儿呀？答曰：“北京饭店。”别人就点头，双方就不用再啰唆什么。如果回答是香格里拉、希尔顿、凯宾斯基……对方起码会说：“啊呀，北京也有这些啊。”如果是完全中国味道的名字，则可能引出一番议论：“什么含义呢？在北京什么地方？舒服吗？……”

一句“我住北京饭店”，一切就都不言而喻了：身份、财力、接待规格、享受到的特色、方便度、舒适度……

我八岁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同来的还有小哥和姐姐。大哥和二哥那时都已在外地工作，所以不同行。父亲原来在重庆海关任职，1950年后被新的海关总署调京任用。从重庆乘船先往武汉，再从武汉乘火车来到北京，接待我们的总务处人员把我们带往台基厂海关总署里面，暂时安排在一座小洋楼的地下室里居住。父母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期，随祖父母在北京居住过，对于北京充满感情，重返故地的兴奋溢于言表，但小哥和姐姐却不以为然，他们初到北京，跑出机关大院去转悠一番后，回到地下室当我的面怪腔怪调地调侃：“北京——好得勒儿！”他们是在背后歪曲性地学舌，来北京之前，父母一再跟子女宣谕北京极好，但是兄姊初来乍到的感受却是“不怎么样”。那时我才八岁，父母兄姊不许我出屋乱跑，我好闷啊！后来有天母亲终于牵着我的手，带我去一条胡同里访问一家旧识，我才有机会睁大眼睛，观察“好得勒儿”的北京。

出台基厂北口，我见到了东长安街，往东看有个牌楼。母亲絮絮地跟我灌输：因为在东边，单是一个，而不是像猪市大街那边的十字路口有四个牌楼，因此叫做单牌楼，同样的牌楼在这条街尽西边还有一个，所以又分别叫做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那地名儿又简化为东单和西单，四牌楼呢，也分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地名则简化为东四和西四……当时我听了完全不往心里去，谁想到四十几年后，母亲播下的种子，竟开花结果，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就以《四牌楼》命名。

我感兴趣的是响着特殊铃声的有轨电车。它在马路当中轨道上运行的身影，令我觉得十分庞大，而且神秘。几年后我才有机会坐上它，而且知道那铃声是驾驶员用脚踩出来的。大约十二岁的时候，因为上学放学总乘固定的一路电车，跟一位司机脸熟了，有回车上比较空，停站后，我鼓足勇气，请求那司机让我踩踩铃阀，那司机竟同意了，当我踩出的铃声震响自己耳膜时，形成了我童年时代的一次欢愉高潮。半个多世纪过去，不知那位司机还在世否？一个生命赐予另一个生命欢愉，哪怕是短暂的、琐碎的，也是宇宙间至美至妙的事情！

母亲指着马路对面一座楼，郑重地告诉我：“那是北京饭店。”我望过去，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心里浮出兄姊轻薄的语音：“北京——好得勒儿！”因为在重庆，那时市中心已经有为庆祝抗战胜利建造的“精神堡垒”纪功碑，即一座圆顶的塔形建筑，后来改名叫解放纪念碑，望去觉得非常高大；还有我们路过武汉时，住在江边的武汉海关大楼里，印象里，那座简称“江海关”、顶上有大钟的西洋建筑，也比北京饭店雄伟。

后来海关总署给我们家分配了宿舍，是在东四钱粮胡同的一所颇具规模的四合院里。虽然离开了台基厂，那段初来北京时所留下的空间印象，还是清晰的。特别是，那马路对面，就是王府井，父母带子女逛完王府井，还往往要再走出王府井南口，在北京饭店前面望望，再往东散步，那时候东边的马路分两层，上面高处那条路，曾短暂地叫作过斯大林大街，街上连续有些小洋楼，其中有个小洋楼是家电影院，记得叫作真光电影院，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那里还在放映美国好莱坞的歌舞影片，记得兄姊就带我看过一部，他们觉得很开心，我却在座位上打起瞌睡；最东边接近东单路口的地方，有个剧场，就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走到那个地方，父母就会指点着说：“兰姑姑就在这里头。”所谓兰姑姑，就是孙维世，她是著名的导演，小名叫小兰，只有少数亲友知道这个称谓，我家与孙家算得世交，故父母有此口吻。但那时我对青艺及其剧目的兴趣，不如对那条马路的下面一层来得浓，因为那矮掉一米多的下层，种有一些有趣的灌木，布置着一些太湖石，在其中捉迷藏，一定十分惬意，我和姐姐也曾尝试在那里面嬉戏，却很快被父母制止了。这上下两条马路再靠南，才是东长安街，穿过马路，东单尽东面原是一片很大的旷地，1948年底和1949年初，曾作为临时飞机场，接走了许多不愿留在北平的人士，其中包括胡适。据说胡适匆忙去登飞机，随身只带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残缺的甲戌本的脂砚斋评《石头记》。那乃是历史烟云中的一个细节，谁想到几十年后，其影印本成为我研究《红楼梦》的重要资料。1950年的时候，那个临时飞机场已不复存在，上面搭建了许多临时的棚屋，做各种生意，其中就有几家西餐馆，是父亲的最爱。后来那片地方又演变为东单公园。

我长大成人以后，才知道北京饭店里有若干父兄辈铭心刻骨的生命记忆。父亲随祖父初到北京的那十来年，因为祖父是清朝最后一科的举人，到日本留过学，辛亥后在蒙臧院当佥事，薪酬颇丰，住进净土寺胡同一座原来蒙古贵族的旧居——称作“朴园”——里面，从留下的旧照片上看，堪称是个大宅门，父亲在里面随祖父母很过了几年好日子，但是，后来政局动荡，先迁到了什刹海畔，祖母去世，再迁到西四南边的缸瓦市——那时祖父续了弦，又生了几个子女，生活质量就下降不少，到1924年，祖父南下广州，参加革命去了，抛下续妻，更抛下了子女，父亲本来常随祖父到北京饭店应一些名流的饭局，而且因为聪慧勤奋，也考取了协和医科大学，现在我还保留着他当时一张西服革履的照片，一派富家子弟、未来名医的模样，但南下的祖父虽然给续妻寄生活费，那后母对父亲却十分苛酷，等于是扫地出门，不仅不管缴纳学费置备必要的学习用品，连饭钱也不给，父亲十分狼狈，为了应付生活，常常以代人考试的方式，挣些风险很大的钱，也曾到祖父那些仍留在北京的朋友那里，请求帮助，但人家只不过给点小钱，或仅是把父亲顺便带到前门外的撷英番菜馆，或北京饭店里的法国餐厅，让他在饭局上忝列末座，当他面说些恭维祖父的话罢了；父亲因为实在缴不起协和医科大学的学费，只得退学，为尽快获得一个牢靠的饭碗计，就去报考了海关，被顺利录取，于是娶了母亲，而且很快生下了大哥。

海关的待遇很好。大哥随父母过上了优裕的生活。多年后大哥跟我说起，小时候，父母曾把他带进北京饭店吃餐，还请了几位好朋友，有那父亲的好朋友就问大哥：“长大了干什么？”大哥伶俐地回答：“当医生。”父亲脸上就现出真切的笑容。父亲未能在协和医科大学完成学业，是他一生的痛。因此他始终期盼子女中有人能代他完成这一夙愿。但是后来我们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大成人，并没有一个成为医生，虽然父亲为我们后来都能自食其力而欣慰，但竟没有一个成为医生，依然是他心底里的隐痛。

北京饭店和协和医学院离得很近。在京城的那片空间里，有着父亲怎样的希冀与失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