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很久以后，才读了《茵梦湖》的中译本。因为是一个特别的人所推荐，我的读后感，是很个案的。我掩卷后思绪悠悠。蓝孃孃一生未婚。我见到她时，应该是五十岁出头，何以那么出老？原来，她是从监狱里放出来，因为实在无处安身，才投靠到我家的。我不会特别去注意父母和蓝孃孃的谈话，尤其是当他们压低声音交谈时，我总是走开去做自己的事情，但既然在一个空间里生活，免不了还是听到一些、记住一些。有一次是蓝孃孃跟妈妈说，感谢我家给了她这么舒服的居住条件，特别是能在大澡盆里仔细洗干净自己，她说她刚进监狱的时候，最感苦恼的还不是那罪名，而是身上立刻长满了虱子，她说她在狱里后来受到表扬，就是由她发起，制订方案，督促众牢友一齐努力，消灭了虱子，连看守们也都高兴，因为原来看守回到家里也遭抱怨，虱子是牢门关不住的，从牢里传染到牢外，大家一齐灭虱，牢内牢外都舒服多了。蓝孃孃住的是新政权的监狱，那么，她是个反动派无疑了。父母怎么会留她在家里住呢？我那时候好不容易才被批准系上红领巾，这种觉悟还是有的，有一天，妈妈和蓝孃孃上街买菜，我就跟爸爸提出了这个问题：“蓝孃孃怎么回事儿啊？”爸爸简单地回答我：“她是因为历史问题抓进去的，现在查清楚，放出来了。她无亲无故了，实在没地方安身啊。现在她正在向政府申请安排工作，等把她安排了，她就会离开咱们家的。”后来有一天，听到蓝孃孃跟父母聊天，妈妈责怪她：何必把那张有她和罗家伦的照片要去撕掉？她说往事实在不堪回首。那天大家在卢森堡公园拍完照，又出公园在街边咖啡座吃餐，那罗家伦还是那么不管不顾，众人都在哄笑，“我腻烦极了，就一个鸡蛋丢过去，把他身前的玻璃杯砸了个粉碎！”蓝孃孃的这段叙述一直镶嵌在我的记忆里。1988年在巴黎，我特意登上卢森堡公园的阔台阶，穿过一片树林，走出它东北大门，面前是一条有着好几个咖啡馆的街道；卢森堡公园是一个几处有门，与周边街道相连的公众共享空间，我在《私人照相簿》的照片说明里，把公园里的阔台阶说成街头，就是因为它实际上与外面街道浑然一体；那么，半个多世纪以前，蓝孃孃是在哪个咖啡馆的露天咖啡座，往罗家伦那边扔鸡蛋的呢？那种咖啡馆确实不仅供应咖啡及其他饮料，也供应吃的，蓝孃孃扔出去的鸡蛋，应该是英式的煮鸡蛋，竖放在一种专门的鸡蛋托子上，吃的时候，先用餐刀背将壳击裂，然后再剥去所有蛋壳，最后是用手拿起来吃，还是用叉子叉起来吃呢？……悠悠岁月里，在巴黎卢森堡公园附近，曾发生过蓝素琴将煮鸡蛋掷向罗家伦的一幕，而在那以后，并没有太久，罗家伦回到中国，1927年与一位张女士结婚，1928年成为清华大学校长，1931年成为中央大学校长……后来也去了台湾，成为高官，1969年，他的人生谢幕。他一直保留着那张在巴黎卢森堡公园阔台阶上拍摄的，虽然是多人合影，却有着那时候他眼里西施的蓝素琴的照片吗？在他的遗物里，还找得到吗？

蓝素琴不以罗家伦后来的发达而后悔对他的拒绝。她始终不爱他。她回国以后，本来以她那柏林大学化学系的水平，足以到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化学系谋取一个教职，但她没有去，她应该始终不后悔那个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的抛物运动。但以她向我推荐《茵梦湖》而推论，她应该是懂得爱情的。她那隐秘的爱情，究竟有几许的甜蜜，几许的辛酸？她始终独身，可见那曾经有过的爱情，是个凄恻的故事。她若愿写小说，怕也能写出本类似《茵梦湖》的书来吧？

大概是我上到初二上学期的时候，有天放学，不见了蓝孃孃，去那间原来她借住的房间，不见了她那只破旧的小皮箱，我就知道，她走了。也没问父母，到吃晚饭的时候，桌上少了她的碗筷。又过了一个星期，传达室送来的报纸里有一封信，记得信皮上印着西南师范学院的字样，父母传阅后，一个说：“这下好了。”一个说：“其实不用道谢。”我就知道，蓝孃孃被安排到大学教她在德国学来的化学了。很长的时间里，我把她忘记了。

到1963年的时候，我已经是个中学教师了。那时候父亲已不在海关工作，他被调到张家口的解放军外语学院当英语教师。那一年暑假，父亲母亲先从张家口到北京，跟我会合，然后一起到成都，住到了他们的发小邓伯伯家里。邓伯伯比他们年龄略大，他们叫他邓哥。邓伯伯早年也在法国留学，我在他书房的书橱里，看到了我看熟了的以卢森堡公园阔台阶为背景的老照片。那时候邓伯伯是全国政协委员。一旁听邓伯伯跟父母怀旧，也聊到罗家伦追求蓝孃孃的事情，自然少不了提到那只抛出的煮鸡蛋，邓伯伯当时似乎在场，回忆起时不免呵呵地笑。邓伯伯指着那张旧照片，逐一说着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有的在留学时就病死了，有的后来绝不再跟照片上的同游者来往，不知所终，这些听来当然无所谓。但是，有的，他就说：“那时候激烈得很啊，谁想到后来竟投靠到他那时激烈反对的势力怀抱里去了！”这话听了也还不算惊心，但他又说道：“那时候大家吵归吵，总觉得心还是靠近的，都恨军阀混战，恨列强瓜分，恨贫富不均，恨骄奢淫侈，恨政客虚伪，恨世风糜烂……大家都是热切要让中国富强的社会变革者啊，多一半应该算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怀揣着热血浸泡的理想……可是，后来，这位把那位视为死敌，那位更实实在在地对那边那个实行了镇压……当年大家在那卢森堡公园的宽台阶上，互相搂着肩膀，齐唱《马赛曲》啊……”他提到了蓝素琴，记得妈妈问他：“邓哥，按说后来批判胡风，正式启动镇压反革命的大运动，还有反右，她都难以幸免啊，怎么听说她倒都平安无事？”爸爸只低头无语，因为他在1957年的“鸣放”中，也“说错了话”。邓伯伯沉吟了一阵，这样解释：“是呀，有的人就是并无言论，也给划到敌我矛盾那边去了。蓝素琴么，听说在‘鸣放’的时候，有人动员她为解放初的被捕入狱吐苦水，动员她要求平反，她就在会上说，那样处置她是对的，后来安排她这份教职，她除了感激，没有别的话说。依我想，她是悟透了。果然求得了平安。”

那以后，我有时夜深人静时，就会想起卢森堡公园阔台阶上合影的那些中国热血青年，特别是那些宽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当中后来真正融入胜利队伍，“正面打进去”的并不多，因为他们有的并非布尔什维克，有的后来成为托（托洛茨基）派分子，有的后来只听命于苏联的斯大林，有的只是在“白区”活动，几乎没有跟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关系紧密的，他们被陆续淘汰掉，势在必行。到了那狂暴的十年，开始我什么也不敢想，到林彪摔死的事情公开以后，才又胡思乱想起来。就觉得，其实革命有时候与其说是与反动派的殊死斗争，莫若说是与自己原先在一起照相的伙伴之间的路线斗争，大批曾经杀害过革命者的反动派头子，在那十年里境遇比那些被宣布犯了路线错误的有革命资历的人好过太多。近些年，重读鲁迅的《范爱农》，他用调侃的语气说，因为范爱农得罪过他，因此，倘若中国真有革命，他鲁迅第一个要革掉的，就是范爱农。这把人性揭示得多么深刻啊！鲁迅说他常常无情地解剖自己，这一笔就是拿自己开刀，揪出人性中最阴鸷的成分来。前些天在网络上浏览，发现同是对现实不满而表示要为改进而奋斗者，有的分明是一起照过相的，如在卢森堡公园的阔台阶上一起展示过青春年华的人士，却因对改进现实所开药方不同，先是发生龃龉，然后互相开骂，以至宣布要灭掉对方，听说还真有约到某处肉搏以求“彻底了断”的，不禁一身冷汗。难道，因为人性如此，本是同一台阶上的生命，就必然会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自以为绝对正确者处罚歧见者，狠过那共同的敌方么？我的这些思绪，无关政治，直指人性。

蓝素琴离开那卢森堡公园的阔台阶以后，因为报应得早，悟透得早，后来一直低调生存，得以善终。当然，她后来的信息，愈加模糊。

新世纪里，有更多的中国人进出过巴黎卢森堡公园，我认识一位中国血统的法国姑娘，她的中国名字叫棠棠，她快要从法国的中学毕业，正准备考入医学院，今后去当一名脑外科医生。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志向！2004年，我和她在卢森堡公园里散步，我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路边树林里找到了一棵海棠树，正当春暖，满枝粉翠的花蕾，我指给她看，告诉她那是她生命的对应树，她十分高兴。后来我们一起踏上那道宽阔的台阶，她惊异于我眼里泛出泪光，我不问自答地说：“台阶很宽阔啊，互相包容，就那么难吗？”

2011年11月23日  温榆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