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小时候在学校不好好读书，胆子大，净干些让父母担惊受怕的事，比如在海关宿舍两栋离得很近的楼房屋顶上，他找来一块两端刚够压住楼顶的木板，拿根绳子把自己吊在木板上，荡秋千，那木板在他快乐的荡悠中，不住地跳动着，眼看一端就要滑下屋顶，他却浑然不觉。母亲发现，几乎晕倒，邻居们帮助制止，父亲下班回来听说，再加上学业荒疏，训斥他他还梗脖子，气得将他抓过去打屁股。大哥在学校里常常“抱打不平”，惹出事端，学校碍于父亲海关有职务，不好公开出布告将大哥开除，就通知父亲，将他“默退”。大约是我四岁的时候，有次大哥在吃饭时，父亲训斥他，他顶撞，父亲气愤中把一碗面抛到地上，大声吼：“你给我滚！”大哥立刻站起来，晃晃肩膀，冲出门去，母亲追出去，大声呼唤，哪里唤得回来，父亲也以为他过几天会自己回来，却从此不知踪影。过了半年多，有天母亲忽然高兴得流泪，原来大哥给家里写来了信，说他在北京，为美国调停国共两党军事活动的派出机构工作，他会一点英文，派上了用场，父亲下班回家，母亲柔和地报告了大哥的来信，父亲没有再生大哥的气，看了信，微微点头，说了句：“只怕还有夸张。”确实有夸张，我稍大后，二哥告诉我，大哥那两年在中美联合组成的“军调处”，其实只是个跟着别人去采购食堂原料的“小炊拨儿”（北京话，意为让人指使干杂活的角色）。角色虽小，但活动的空间却非常壮丽，那就是北京饭店。大哥跟二哥讲起，那时候北京饭店里经常有舞会，他也可以参加，在舞会上别人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干什么的，那时他才二十岁出头，身材匀称，相貌英俊，从衬衫里显现出阳刚的肌肉线条，据说有次参加舞会的大明星美女白光，非常喜欢他，一连约他跳了六支舞曲，让那天舞会上的其他男士嫉妒得眼睛出火，白光一再赞扬他是“好小弟”……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青春之歌》，里面利用真实的厅堂展现了1934年左右的北京饭店，在《风流寡妇》的圆舞曲旋律中，绅士淑女翩翩起舞，当然那是作为反面场景，来衬托主人公革命女青年林道静“出于污泥而不染”，不过我看那一片段时，还是很艳羡那样的华丽生活。196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又拍摄了《停战以后》，里面有更多北京饭店的场景，不仅有厅堂，也有客房走廊和客房内景，其中很多镜头也是实景拍摄。1903年建成的北京饭店，最初是两个法国人的资本，后来有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资本加入，在收归公有之前，是个中法股份有限公司在经营，它的建筑风格和内部装修，有浓厚的法国风味。到1962年的时候它的面貌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因此用来拍摄在里面发生的历史故事，是很便当的。《停战以后》里面有个女翻译的角色，由著名电影演员秦怡的妹妹秦文扮演，她似乎没有姐姐那么美丽，但演技不错；据说她扮演的那个角色的原型，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1946年到1947年的“军调处”就设在北京饭店里面，那确实曾经是王光美重要的人生舞台。多年以后，王光美被打倒被侮辱投入监狱，大哥偷偷告诉我，他在“军调处”当小跟班时，曾见到过号称辅仁大学校花的王光美，感叹人生真是诡谲莫测。大哥在内战爆发后开了小差，跑到南方，后来参加了解放军，1960年他从海南岛驻地请探亲假回北京，一个人悄悄跑进北京饭店，当然是由怀旧情绪支配，那时北京饭店是不能随便进去的，一般市民或外地人也很少有人尝试进入，可能大哥穿一身军装，又善于应对，居然放他进去了。他出来以后，心情不好，因为他发现，那里面的舞厅，依旧舞曲萦回、舞影翩翩，只不过曲子多了苏联风味的，男士西服革履的不多，女士穿连衣裙的不少，但也有穿旗袍烫卷发的，据说是上级指示，准许少数女子保持舞女职业，以备首长和外宾之需。大哥觉得所看见的场面与参军后受的教育相悖，又不能公开议论，只能私下与小他两岁的二哥倾诉苦闷，这是后来二哥见我懂事了，才转述给我的。北京饭店这个空间，就这样给予过我大哥难以理抹清楚的心灵刺激。

尽管多次内部改装修饰，老北京饭店的楼体始终存在。1959年在它西边修造了一座新楼，跟它联通，新楼底层有华美宽敞的宴会厅，现在仍是京城许多重要政治活动或体面的商业活动的使用空间。老北京饭店的东边原来是铁道部的办公楼，1974年拆除，建造了更新的一座线条简捷的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店楼，也与最早的店楼连通。但改革开放以前，新老三座连通的店楼都是平头百姓不能随便进去的，除非你当了全国劳动模范，把你安排为代表、委员什么的，在某个会议召开期间，才让你住进去。1974年建成的新店楼，安装了红外线遥控的自动扉，那时候成为京城市民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啊呀，先进得不得了啊，人刚走过去，它就蔫不叽地自动打开，你走过去没几步，它又蔫不叽地自动合上，神仙门啊！什么时候咱也穿过它一趟啊！表达向往者多半就会遭到奚落：美得你！你是哪棵葱？哪轮得到你享受那神仙门的乐子！如今到处是自动扉，有几个人还记得三十多年前的这些心态与话语？

我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进入过北京饭店。但是1975年的时候，得到过一次邀请，差点儿去穿越那先进的自动扉。

1968年的时候，我任教的那所中学进驻了军宣队（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负责组织学校里的“斗、批、改”，我因为1964年曾经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篇《京剧不适宜表现最当前的现实生活》的文章，里面还提出不应该在现代戏里取消小生小嗓、旦角水袖等传统行当，有“反对革命样板戏”“反江青”的罪名笼罩头上，因此灰头土脸、夹着尾巴做人，哪敢主动接近军宣队，但那军宣队的指导员和一位战士，却主动来跟我接近，我把自己的“问题”坦白给他们，没想到，指导员在我单身宿舍里私下跟我说：“老戏也有好的，我就最爱看《杨八姐游春》！”让我心头轻松了许多。那战士姓周，他也常到我宿舍来聊天，跟我开许多玩笑。有天小周来我宿舍一反常态，愁眉苦脸，原来他父亲病重，想到北京来看病，但那时一个农民进北京城，住店和到医院看病，都必须要有省里革命委员会开具的介绍信才行，何况看病和住店都得花钱，困难呀！我就跟小周说，你父亲来了北京，可以就住我这间屋子、睡我这张床，我北京有个姐姐，她家离这学校也不算太远，我就每天在她那里住，白天来学校参加“斗、批、改”好了；另外，我没成家，工资一个人用不完，也有点小积蓄，帮补你父亲一些医药费并不影响我的生活。只是，那省里的介绍信，你怎么才能开出来呢？讨论中，指导员也来我宿舍，听说了，就给他出主意，说你们省里革委会，正好有我战友在那里负责站岗，我给你带上封信，兵帮兵，一家亲，你就一定把那介绍信开下来，你爹的病得抓紧治！三人议定，小周当夜就赶回家，没两天带来他父亲，安顿在我的宿舍里，又到协和医院看了病，确诊是化脓性肋膜炎，加紧治疗不提。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学校里有人正式在大会上质问：“为什么猖狂反对江青的刘心武还没有揪出来？”一派群众组织贴出了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又在校门外墙上刷出每个字使用一整张大字报纸的大标语“刘心武猖狂反对江青同志罪该万死！”那天下午就要将我挂牌子戴高帽批斗，但下午广播里宣布又有新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发表，公布了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学校的革命师生照例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我那个下午就混过去了。第二天一早军宣队通知那派要揪斗我的群众组织：“刘心武那篇文章够不上现行反革命，不同意你们揪斗。”军宣队将我保下，是那时西城区领导所有中学运动的总部（设在航空胡同民国时期的航空署，一座中西合璧的楼房里）作出的决定，但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军宣队小分队的指导员，包括小周与其他成员，替我说了好话，一定起着不小的作用。

军宣队成员实行轮换，1974年的时候，指导员和小周早已回到原部队，而小周他们那个连，恰好就分配到新建成的北京饭店值勤，他们离开我任教的那所中学以后，我们一直还保持着联系。小周有天见到我，就邀我跟着他到北京饭店新楼参观，他说我跟在他身后，别出声就行，保我能享受自动扉之乐，还能进没住人的客房开眼界，知道什么是中央空调，当然更可以看到那时一般单位和家庭都很稀罕的彩色电视……他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没有应约而去，我这人胆小，不愿冒险去品尝非分的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