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有意义的信念,可不是靠着一两句话就可轻松达到的,也不是只要说了疾病的现实状态,病人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这过程需要陪伴、理解与谨慎的心。
即使西方的人权思想值得我们贯彻与推动,但也不能忽视我们文化长期以来的影响。过去的文化不能谈死,也不能说坏消息,传统告诉我们和病人谈死是不孝也是不敬,使得许多人面对晚期病人只能强颜欢笑、若无其事,或说些隐瞒的话。
这是我们社会形成已久的做法,虽不合理,同时也导致许多病人死时还不知自己为何而死,但我们不能忽略因为文化的影响,有许多人尚未有足够的准备与承受力来聆听非常坦白的告知。如此,不仅多蒙上一层阴影,也造成病人在极度恐惧下的退缩与自我封闭。
我也遇过数次这种文化与疾病告知之间的冲突。
有一次,我突然面对一位病人的号啕大哭。那时,我正在关心他对面病床的病人,被这位病人的大哭吓了一跳,我隐约感觉似乎和刚刚离开的一群医护人员有关。我急忙告诉我正在关心的病人,我必须暂时离开,先关心那位正在哭的病人。
我急急忙忙来到病人的旁边,拉了一把椅子坐下,轻缓地问:“阿伯,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哭得这么伤心?”阿伯哭得惊天动地地说:“我完了,我完了,我要死了……哇……哇……”
我想知道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但又担心病人现在的状况很难静下来对话,所以我决定先处理情绪:“阿伯,我看你好伤心好难过,先哭一下好了。”
病人继续大哭:“我完了,我要死了……怎么办……怎么办……”
我等他情绪较为缓和之后,问他:“阿伯,你是听到什么或感觉到什么了吗?不然你怎么会认为自己完了,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