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有意义的信念，可不是靠着一两句话就可轻松达到的，也不是只要说了疾病的现实状态，病人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这过程需要陪伴、理解与谨慎的心。

即使西方的人权思想值得我们贯彻与推动，但也不能忽视我们文化长期以来的影响。过去的文化不能谈死，也不能说坏消息，传统告诉我们和病人谈死是不孝也是不敬，使得许多人面对晚期病人只能强颜欢笑、若无其事，或说些隐瞒的话。

这是我们社会形成已久的做法，虽不合理，同时也导致许多病人死时还不知自己为何而死，但我们不能忽略因为文化的影响，有许多人尚未有足够的准备与承受力来聆听非常坦白的告知。如此，不仅多蒙上一层阴影，也造成病人在极度恐惧下的退缩与自我封闭。

我也遇过数次这种文化与疾病告知之间的冲突。

有一次，我突然面对一位病人的号啕大哭。那时，我正在关心他对面病床的病人，被这位病人的大哭吓了一跳，我隐约感觉似乎和刚刚离开的一群医护人员有关。我急忙告诉我正在关心的病人，我必须暂时离开，先关心那位正在哭的病人。

我急急忙忙来到病人的旁边，拉了一把椅子坐下，轻缓地问：“阿伯，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哭得这么伤心？”阿伯哭得惊天动地地说：“我完了，我完了，我要死了……哇……哇……”

我想知道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但又担心病人现在的状况很难静下来对话，所以我决定先处理情绪：“阿伯，我看你好伤心好难过，先哭一下好了。”

病人继续大哭：“我完了，我要死了……怎么办……怎么办……”

我等他情绪较为缓和之后，问他：“阿伯，你是听到什么或感觉到什么了吗？不然你怎么会认为自己完了，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