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过度积极的人,也形成另一波危险势力。他们为了说而说,为了表示自己做到尊重病人的自主权而说,这样的说,却也形成了对病人的另一种伤害。无数位病人告诉我,他被告知疾病时的惨痛经验,有人说医师直接告诉他:“这病没救了,你回家处理一些后事吧!”也有人说护理人员问他:“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开刀吗?”病人摇头,护理人员紧接着说:“是胃癌呀!没人告诉你吗?”也有人说医疗人员没有情感,好像只是宣告着一篇公文似的说:“我们这里不能做些什么了,你们回家吧!反正在这里和在家里也是差不多的。”
当然,我相信有时候是说者无伤害的心,听者却有意。但这样的“听者有意”正说明着病人的内心是如何地不安,又如何地恐惧与担心。
我曾遇过许多病人要求我告诉他们病情,也有许多病人对我提出疑问,像是:为什么疾病这么久都不好?为什么无法出院回家?为什么我还是这么不舒服?
无数个不同的时空,我倾听着病人各种脆弱、不安的心情,既想知道又怕受伤害的心情。我总是小心拿捏着告知与不告知之间的尺度,小心地观察病人的神情、语气与举止,我相信这些吐露着重要信息:病人是否准备好接受坏消息、病人是否有承受度、病人是否已有所猜测、病人是否有够强的支持度支持他接收讯息……
我更相信一件事,疾病告知并不只是“说”与“听”这两件事而已,不是只要有一个人说了,有一个人听了,这件事就完成了。疾病告知应该是一个过程、一项艺术,在这过程里,我们求善求好的结果,希望没有人在过程中受伤,过程里便要有双方的投入与专注,是一连串相互说与听的过程。有时,并不需医疗人员明确告知,反而是病人主动说出他的觉察与发现,而这觉察与发现正巧是他的疾病情况。
不仅如此,临终病人的疾病告知需要许多的默契与信任关系。告知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病人,要病人依靠自己,而是让病人知道生命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意义是要让病人意识到他必须把握时间,完成他生命里尚未完成的重要事情,也让他可以思考当生命真的走到最后一刻,他希望被如何对待,是不是应该拒绝强制的医疗行为,不做无谓的挣扎与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