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值得的，比赚钱更有意义的事

朱沐现在随身带两套名片，一张是金融公司的，用身份证姓名，因为需要和香港证监会注册的牌照保持一致。另一张是文化公司的，用“朱沐”这个为人所知的笔名。不同的行业，在她看来，“万法皆通。”

“我的第一本书就成为中国亚马逊小说类第一名，像天上掉了馅饼一样。”那时的朱沐还是金融街控股的证券事务代表，在拥堵的北京，司机开车，她在后排用手机写作，用了20天，完成小说《当我足够好，才会遇见你》。“我写书的速度比别人要快。每个主人公有自己的性格，你把背景设定好了，他会自己在事情发生时做出选择。”成为畅销书作家，朱沐说重要的不是名利，“写书的时候，正是我计划转行的时候，脑子疯狂运转，就在网上连载小说。之后我去香港，遇到重重阻碍，一步步成长。而那些看我书的女孩，也在跟着我成长，聪明的女人不是吃一堑长一智，而是“看别人吃一堑自己长一智”。我的文字不完美，但能够给别人帮助，那就是值得的，比赚钱要有意义。”

在香港的别墅里，她把古董桌堆在车库的角落，却在客厅里摆着平价的宜家。“这些都是人生的负担，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司徒锦源收藏了那么多古董，最后给朋友和家人留下的只是“麻烦”——单是清点、打包就花了整整七天。从那之后，我对再好的东西都不再执着。”

让朱沐与著名编剧司徒锦源从酒肉朋友成为生死之交的，是那场癌症。“起初他与制片人余伟国要做有关金融的剧本，我恰好懂金融又懂写作，也聊得来。后来我来香港，举目无亲，不擅粤语，连去哪里吃饭都不知道，他俩天天和我混，家人也不过如此。经常是一个电话，你在家吗？然后穿着拖鞋，两个人就上来了。”

“知道他的病，我崩溃了。我看不开，这件事情一定有办法解决，我不能让挚友这样离去。”朱沐说，司徒锦源的生死，对她而言，是价值观的崩塌与重建。“从小到大，我信奉的是努力一定能成功。努力学习就能考到好大学，努力工作就可以升职。突然间出现我不能打破和战胜的，我很难心安理得地接受。”朱沐主动向公司申请去做医药领域的投资，背着包去药厂调研，翻厚厚的美国或印度的医药发展史，访问中国所有的大药厂，但“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不是靠执着能解决的”。在事业受阻和至交病重的压力下，朱沐自己也病了，忽然晕厥，被诊断为心肌梗塞，“半边身体都是麻的，脸上出现凹陷”。她休假回内地休养，“在飞机上，我看到了《西藏生死书》。序言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死。”唰，眼泪就下来了。恍然大悟，我所执着的，是人生不可能突破的苦。”

而今，戏谑自己没有了执念的朱沐，在香港，过着简单的生活。住有落地窗阳光极好的房子，穿18块的T恤，规律的睡眠，早上六七点钟起来，诵经打坐，写作，在需要的时候穿着得体出门，自然地看待金钱。“金钱是重要的，它保证你基本的生活安全感，但最终，它与是不是幸福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