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彭金章是她北大考古系的同学，毕业后她来了敦煌，他被分到武汉大学。说好在敦煌干三年，可她与彭老师约定的三年之期到了的时候，苦等不见人的他跑来敦煌，她领着他逛遍几乎每一个洞子，谁也没说未来。“如果当年他说你不去武汉咱们就掰了，我肯定会跟他回去，但是他没有说。” 当他的汽车在戈壁滩上缩成看不见的点，愧疚感第一次袭来，此后成为她萦绕不去的感触。

最酸涩是周末，其他同事都回家了，莫高窟静得只剩九层楼的铃铛在风中晃荡的声响，“想丈夫是一回事，想孩子最多，连做梦也在想。”在思念中她犹豫了许多年，但天平越发倾向敦煌，“直到1986 年，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 年的彭老师调到了敦煌研究院，一家人才终于团聚。这一年，樊锦诗48 岁，独自一人在敦煌工作了23 年。好在彭老师来了之后开创了敦煌考古的新局面，在北区发掘出了大量珍贵文物，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从492 个增加到735 个，可二儿子大学没毕业，“这个我一辈子也还不了的”。

那个时代的观念和现在差距甚远，如今再成功的人都会说最重要的是亲情和孩子，田亮在电视上对森蝶稍有不耐烦，就有心理医生跳出来批评他不是好爸爸、分析他的童年阴影，可时光倒流四十年，没有人敢大张旗鼓地把爱和亲情置于工作之上。大家都习惯把个人情愫压抑到最小最少。而樊锦诗一人在大漠中面对石窟佛像，有多少俗世红尘割不断理还乱的亲情缘分在内心挣扎，只有她自己知道。

（全文请见《嘉人》2014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