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诧异的是在最近三五年，更多85 后、90 后的年轻女孩子加入到樊锦诗的队伍中，一身灰蓝的工服，素颜乌发，纤手中握的不是都市女孩子们的手机、iPad、口红，是一支千年前就在使用的毛笔，端详着思惟菩萨优美柔和的表情，屏气凝神，在自己体力和情绪最放松饱满的时刻，画下非凡的一笔。
一代一代，今日的敦煌文化在这些女子的手中薪火相传。
三年之约到期，女人送走了来看她的男人，选择了敦煌。
樊锦诗与敦煌的缘起，在52 年前。
彼时，北大考古系在读的她跟着宿白先生来此实习，次年她从北大毕业，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亲自写信给北大“要人”。上海长大的樊锦诗来到敦煌，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没有电灯，门透着风，喝着井里的苦咸水啃完玉米面窝头，半夜老鼠吱吱叫着从房梁掉在被子上。水土不服，她生了一场病，看着无尽黄沙落泪。
她想过走，可看着莫高窟最早的一批守护者常书鸿、段文杰先生在这待了二十多年，“就没好意思说出口。”樊锦诗想，反正还年轻，还能在这里待一辈子？有机会再调出去也不迟。但一进洞子就不由自主地感慨，“仿佛一个奇妙的世界正在徐徐打开，那些从北魏到盛唐的壁画构图恢弘，色彩瑰丽，想象飞扬，其气势、其内涵、其美感、其世俗与神圣的水乳交融，都让人不禁脱口而出：太好了！太美了！记得季羡林先生说过：虽局促于斗室之中，却神驰于万里之外；虽局限于眼前的时刻之内，却恍若回到千年之前。就是那种感觉。”洞窟让人心怀虔诚，她只能膜拜，物质的匮乏被放在一边，她每天钻洞子、抠( 考古)“材料”、抄卡片、做学问，乐在其中。然而从洞窟出来，她还是一个女人，对家，她有太多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