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真的很野，奔跑和创造的吸引完全盖过了对风险的担心。”

从小，她对商业规则耳濡目染，父母都是生意人，常常带着她去应酬，餐桌上有人夸她一句可爱，她就甜甜来一句“干爹”，成就了不少生意。但和父亲一样，骨子里，她是浪漫的。父亲曾在川剧团工作，热衷文艺，会给她讲《三国演义》中曹操的谋略，也会告诉她“人应该有诗人的气魄，诗人的情怀”，因为“诗人是这个社会的痛感神经”。那时父亲已经病重，一直备受宠爱的杨媛草知道，是时候自己必须承起家庭的重担。她对自己严苛起来，偶尔多睡一会儿，便会在日记中写长长的话责难自己。

高三那年，父亲去世，杨媛草和几个朋友卖掉了绝大部分父亲厂里堆积的产品，苦学英语，拿到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专业是新闻，因为父亲病重时关于诗人的那些话让她对未来有了更为壮阔的想象：如果这个世界不再允许诗人生存，它总该让一个记者站上守望的位置吧？她想象中的自己是战地记者，穿厚重的防弹衣，拿掉头盔，长发飞扬。

但真的学起新闻，她发现自己并不具备新闻人的特质，毕业之后，她有一个到BBC竞聘主播的机会，但新闻常识上她的分数很低，“也许我的好奇心并不那么足，相对NEWS，我更Business一些。”硕士阶段，她读了市场和广告学，外加选修的社会学，彻底成为一个杂家，但弯弯绕绕总在传媒领域。

硕士毕业之后，她找到一份公务员工作，年薪五万镑，考量平台与收入，皆算得有差，但她不满足，“机构中的官僚制度、固有的程序、洗脑之后日复一日的工作状态……我都不能忍受。我经常会尖锐地提出一些新的想法，但多次碰壁。一年之后我觉得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不再有挑战。”而一次回国，她发现中国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她想要做电视，继续媒体的梦想。

她辞职了，成立了野草制作公司。但毕竟是在异国他乡，怎么有那样空手创业的勇气？“那时真的很野，奔跑和创造的吸引完全盖过了对风险的担心。”她的计划是提供内容，做的第一个专题片叫《挑战异文化》，在上海电视节上与18家地面电视台签约。杨媛草的视野，从来是大的，她也有女人的小情小绪，但她从不会当众抒发更不会以此作为作品冠名。

—— 你身上那种“大”的格局，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幼儿园。我记得有一天，和一个小朋友在幼儿园的花园里走，我跟她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以后要有成就，每年都要回来报道我们的老师。这句话被我记得特别清晰，因为说到这里，我被对面班里扔的一块石头砸中了眼睛。

她喜欢这样开玩笑，亦真亦假的，化解一些大而沉重的东西。最近一次她在伦敦搬家，清理时找到了几本初中时的日记本，里面还夹着那时的小男友写给自己的情书，“都情定终生了，现在却连他长什么样子都忘记了。”又是一阵笑。她很

早就离开家，一直把少女时期的物件都带在身边， 跟着她一起搬家流离，却没想到在那个下午又乍然相遇。最让她失笑的还不是情书，而是香港回归那天她写的日记，主题是给邓爷爷的一封信，“我说，邓爷爷，香港终于回来了，我们的民族一定会强大起来的。国庆节那天我又写了一篇类似的，说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了。”后来她跟朋友开玩笑，“怎么那个时候那么爱国？跟我现在很不搭是不是？”

其实，是“搭”的，25 岁时，她的理想是“让中国传媒走向世界”，看似重大而轻狂，却跟她小时候的想法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