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楼坍塌后不久，斯迈利打算去抢救困在大楼废墟下的其他医护人员。但这项工作没多久就结束了。北楼轰然倒塌（早上10点29分）形成的一股气流将斯迈利卷走，将他狠狠地摔到人行道上。他爬到一辆卡车下面，以为自己可能会丧命于铺天盖地、令人窒息的尘土中。这个时候，根据斯迈利的回忆，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三年前如何死于一场无端的街头抢劫案，然后又想起自己的死对两个孩子会有什么影响，不禁怒从心生。他再次转念：

我在那一刻改变了想法，我觉得那是我有了逃生念头的真正原因。我忽然转念，告诉自己不会今天就死。我要逃离这里。

人们常说：“神对你另有安排。”我觉得是我的父亲对我另有安排。一定是他在照看我，所以我开始用手挖。我不知道自己下定决心前在卡车下待了多久，但我开始挣扎着爬出来，在石头和瓦砾中挖出一条生路。就在我刚爬出来时，一个同样被埋在瓦砾中的消防员也爬了出来。我们俩都是左摇右摆。（Fink and Mathias 2002: 34）

浑身上下，斯迈利裸露在外的皮肤全部被灼伤。他步履蹒跚地走进北端大道上的一家熟食店，许多受伤的警察和消防员已经在那里暂避。他们听见持续的爆炸声，并给出了理由：“一个警察觉得可能是二次爆炸。当恐怖分子干这种事的时候，他们会在附近放上二次炸弹，以杀害救援人员。这是恐怖主义的特点。而在那一刻，你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所有人都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一头雾水，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当时所了解的信息是，曼哈顿全城都遭到了袭击。”（Fink and Mathias 2002: 35）尽管如此，熟食店里的许多人已经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应对方案达成共识：恐怖分子正在袭击我们，我们必须保护自己。

高层官员也赶赴灾难现场，试图为自己所见到的一切给出理由。当助手敲响浴室门，通报一架飞机刚撞上世贸中心楼顶时，纽约市警察局局长伯纳德·凯里克（Bernard Kerik）刚在总部大楼锻炼完身体。一路以警笛和眩光开道，他和两位助手驱车来到世贸中心附近，在那里目睹了人们从北楼坠楼身亡。凯里克下达了全城警力动员令。没过多久，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南楼，飞机的碎片和机身部件掉落到下面的广场上。（由于看不见飞机，警察局长的保镖赫克托·圣地亚哥[Hector Santiago]后来说：“老板本觉得这可能是炸弹。现在已经很清楚，是恐怖分子干的，他的神经立刻紧绷了起来。”[Fink and Mathias 2002: 106]）

凯里克和助手们一路狂奔，死里逃生。他们躲到了世贸中心七号楼的邮局后面。凯里克回忆道，在此之后：

我回头看，满目疮痍。这个时候，我能听见军用飞机和飞行员通过广播高喊，撞上大楼的是一架客机。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正在遭受袭击。我朝约翰（John）（皮恰诺[Picciano]，他的秘书长）大喊：快给总部打电话；但无法拨通。手机没有信号，我们只好用对讲机。我大喊：快派军用机封锁领空。我们急需空中支援，于是我朝这些家伙大喊：快派空中支援。

他们看着我，好像在说：“你他妈的有电话号码来呼叫F-16吗？”一副“我们叫谁？怎么叫？”的表情。

但军用飞机这时已经封锁了领空。他们已经调遣了部队过来。在那一刻，我下令全城宵禁。所有大桥和隧道一律关闭。不准一个人进城。不准一个人出城。我当时的主要担忧是，地面上可能会有二次袭击。他们正从上空袭击我们，但他们有没有在地面上做了什么？他们在地面上吗？我还在想，这他妈都谁啊？他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当事情接二连三发生时，你试图理清头绪。你脑子里同时在想许多事情。（Fink and Mathias 2002: 110–11）

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加入了凯里克。市长给白宫打了电话，了解到还有一架飞机撞上了五角大楼，总统办公室工作人员正在疏散白宫（布什[Bush]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纽约分遣队在世界贸易中心的残留建筑物附近设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却随即遇上了南楼的倒塌。他们将临时指挥处转移到位于东二十街的市警校内。那一天的表现给了凯里克和朱利安尼在全国政治舞台大放光彩的机会；凯里克因此在2004年被提名为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