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道光十八年年底回到湖南老家，到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老家一共待了二百九十六天，这期间他花了一百九十八天，用来拜客。也就是说，回家这一年，他十分之七的时间都用于拜客了。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正式开始拜客。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对这只崭新的潜力股，大家表现出极大的投资热情。曾国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欢迎，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参席、鱼翅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如四月十一日日记载，“是日唱剧，客甚多”。），临走时都会给一笔钱。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席。在《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本曾国藩亲笔所记的“流水账簿”，专门记载他这一段拜客收入。从中我们可以查到，岳父送给他大钱就是十二贯零八百文，相当于八两白银。

除了拜自己的亲戚朋友之外，曾国藩最重要的拜访对象是各地的官员。为什么？因为官员都有钱。说不好听的，这就是赤裸裸的“打秋风”了，然而官员们一般来讲都心甘情愿送曾国藩钱。因为彼此都是官场中人，而官场生存，最重要的就是关系网络。多个朋友多条路，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所以官员的赠送普遍比其他人要重一些。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任“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

除了亲戚、朋友、地方官员之外，曾国藩拜客还有一类对象很有意思，那就是湘乡人在其他县里所开店铺，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当铺、纸行、布店还是杂货店，曾国藩一概拜到。这种拜访，目的就是赤裸裸地敛财了。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当然不敢怠慢，多多少少都给点钱，有的还恭恭敬敬请他喝酒。因为在传统时代，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经营风险很多。结识了一位翰林，自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曾国藩拜客，拜得非常辛苦。他一共出去跑了四次，每次都要跑好几个县，一路风餐露宿，足迹遍布湖南湘乡、宁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邵阳、武冈、新化、安化等十多个县州。我在地图上画出他的拜访路线，一段一段往起加，算出他二百天之内，跑了一千五百公里左右，也就是三千里左右，简直是个迷你版的长征了。他一共拜了多少家呢？将近两千家人家。简直像一个化缘的和尚一家一家去收钱，真是不容易。那么四次拜客收入总共多少呢？收入还是不错的。在曾国藩留下的账本中，每一笔收入都有详细记载。我一笔笔加起来，细细算了笔账，最后的结果是，折算成白银，收入共为一千四百八十九两一钱二分。

需要介绍一点，就是清代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实际上是很高的。我们经常看电视剧，里面的大侠到了饭店吃过饭，经常一扔就是三五十两白银，这就反映出编剧对清代币值不太了解。事实上，清代的一两白银能买将近一百斤大米，这些大米今天至少值二百元人民币。所以可以大致说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二百元钱。也就是说，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合今天人民币二十九万元，堪称是一笔巨款了。

嘉庆道光时期，物价水平很低。猪肉一斤多少钱？五六十文，就是五六十个大钱。鸭蛋一个二文，就是两个大钱。黄瓜每斤二文，葱每斤五文。至于一亩良田，只要三十多两银子。这样说来，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可以买五六十亩良田，或者四万斤猪肉。这笔钱不是小数。

但是有了这些钱，到北京当官可能仍然不够用。所以曾国藩还曾经主动向他人借钱，比如道光十九年四月，他在日记中记载说：“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向他人借钱，这是他筹资的第二个渠道。

第三个渠道，就是“干预地方公事”。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当官之后，在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要求他们洁身自好，不要结交官府，不要干预地方公事。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十九年里，他自己就干预过好几回地方公事。

比如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这块地的旧佃户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八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

几天后，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又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里去告状。他当时就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九岁的新科进士曾国藩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和官府关系很密切。此时的新科翰林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那年五月份，曾氏家族和别的家族发生纠纷，“彼此殴伤”。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县令“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曾国藩勃然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也就是写了封信，去骂宋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