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研究的结果，晚清时代中国的人均田地在两三亩左右，曾国藩家的人均土地，是平均数的四倍多。毛泽东的出生地与曾国藩相距不远，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曾经和斯诺说过，他家里当初有四口人，有二十二亩地，人均五亩多，就可算成富农。以此标准判断，曾国藩家成分被定为小地主当无疑义。
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成天大鱼大肉不同，在普遍贫困化的晚清，小地主的生活也仅止于吃饱糙米饭，顶多偶尔还可以吃到半个咸鸭蛋下酒而已。曾国藩家是在祖父曾玉屏手里发达起来的，曾玉屏一生勤苦，成为小地主后，虽然家里雇了长工，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下地种菜，养猪养鱼，一天到晚也不闲着。甚至在曾国藩点了翰林成了京官后，祖父仍然亲自下地拾粪、种菜。在祖父曾玉屏的带领下，曾家形成了勤奋节俭的家风。曾国藩和弟弟们课余时间常干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为了补贴家用，几兄弟甚至还到集市上叫卖过菜篮子，到采石场帮人推过运碑车。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曾国藩当官以前，曾家是湖南乡下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家，生活并不宽裕。所以后来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的花销，对老曾家都构成了相当沉重的负担。道光十六年曾国藩到北京参考会试，没考上。第二年又一次上京，家中就拿不出路费了。“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就是说，和亲戚朋友好不容易借到三十二串铜钱，上了路，到北京时，花得只剩三吊了。当时参加考试的人里头，很少有比曾国藩更穷的了。
那么，曾国藩家是什么时候由穷变富的呢？当然是从曾国藩中进士开始。道光十八年春，北京传来喜讯，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成了进士，随后又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就是俗话说的点了翰林。从捷报传到曾国藩老家那一刻起，湘乡曾家的排场立马就变了。大批上等的木器家具运进了曾家宅院，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出门应酬时也开始坐轿子了。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是天天大鱼大肉，但是请客时已经能上“海菜”就是高级宴席了。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那么曾家的经济情况为什么能一夜之间翻天覆地呢？是曾国藩获得了大笔工资收入吗？那倒不是。
虽然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但并不是马上就有大笔收入。翰林院庶吉士两年之内是没有工资的。所以曾家经济翻身，不是靠的曾国藩的工资。
那靠的是什么呢？是曾国藩的进士身份。一个人一旦成了进士，在当时人看来，就成了一只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儒林外史》中的一个情节，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说是范进在未中举前，家里穷得借碗米都借不到。他的老丈人胡屠户，非常看不起他，成天对他骂骂咧咧。但是中了举人之后，马上就不一样了，胡屠户再也不敢跟范进耀武扬威了，在范进面前大气也不敢出。原来范进连穷朋友都没有几个，一中举人，城里的张乡绅马上坐了轿来拜访。一看范进家太穷，马上把自己一座大院子借给范进住。自那之后，紧接着又有许多人来巴结范进；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干脆投身为仆，给他做仆役。不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全了。
曾国藩家里的情况和范进家非常相似。作为新科进士翰林公，曾国藩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那要是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在曾国藩点翰林之前，曾家尽力巴结，也不过能认识几个衙门里的衙役。点了翰林之后，湘乡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弟弟们称兄道弟，把手言欢，又把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称为“老太爷”，曾麟书心里那是非常得意。
那么虽然没什么工资收入，但是曾国藩成了进士，却使老曾家有了几条收入渠道：第一是接受馈赠，收受贺礼；第二是借钱，大家都乐意借钱给他家。第三，则是作为绅士调解民间的纠纷，也可以获得报酬。
先讲第一条。
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请假回家，衣锦还乡，在老家待了一年。这一年他没闲着。干什么呢？到湖南各地去拜客，通过收人家的贺礼，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有人可能奇怪，当京官还需要“资本”吗？那是当然。清代的官僚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首先，传统时代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雇车雇马，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一般来说，要一二百两。这笔钱国家不给你报销。其次，翰林等官员工资很低，而大清帝国又无公款消费这一说。清政府不但不提供住房和公车，甚至连官服都得你自己买。既然身为帝国官员，自然需要较为体面的住房、体面的服装，直至体面的仆人。所以在北京当官，花销十分大。特别是刚到北京的时候，需要租房子，买官服，你得带上起码上千两白银进京。所以在清代，甚至有人中进士后因为家中没钱，就没法进京当官。比如戊戌变法时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钦点刑部主事，这是多大的一个好事儿，就因为家境贫困，拿不出钱，一度不想就任。后来还是别人接济他，才勉强做了京官。所以曾国藩这次回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筹资”，而筹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拜客”。为什么拜客能筹到钱呢？因为新科进士主动登门拜访，那么一般人家都得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还得送上几两银子做贺礼。一家送几两，走的人家多了，积少成多，就有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