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刚到台湾，人地生疏，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救护了。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个老和尚收留我，让我做他的秘书，帮他写稿，就这样在台湾住下了。在宜兰弘法期间，我也经常到台北编辑杂志。从《人生》《今日佛教》到《觉世旬刊》，前后有数十年的时间。每次从宜兰出发，要经过21个山洞才能到台北。一趟火车乘坐下来，鼻孔里经常都是黑黑的炭灰。

王  鲁  湘：当时，台湾的民众几乎没有佛教的概念，老百姓虽然拜观音，但同时也会拜土地神、妈祖等等，一些佛教寺院甚至神佛不分，在殿堂里供起神像。但好在有一些佛教信徒很想听经文、学佛法，在与台北一山之隔的宜兰，几位在家居士会定期请高僧大德到此说法，听说您便是其中一位？

星云大师：当时李决和老居士正在为宜兰人士找一位能讲经说法的老师来传播正信佛教，我见他慈眉善目，诚意殷殷，又见乡野僻地无人肯去，便一口答应。到达之后，只见在一个龙华派的小寺院里，有三家军眷各据一方，只剩下小小的一间佛殿。他们在佛殿旁边为我设立一个床位，要我留下来讲经，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步上弘法之路。

王  鲁  湘：当时的宜兰交通闭塞，经济条件更与台北相去甚远，凡是之前到过宜兰讲经的法师，便都喊着下不为例了。

星云大师：我一去，那边就有信徒，就是一些年轻人来跟我学习文学、佛学，因此我觉得这是前途，这是希望，这是未来。虽然很穷，物质缺乏，但由于在那里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都很认真，很和睦，所以我很喜欢宜兰，一住就是几十年。

王  鲁  湘：1955年，您发起了环岛弘法活动，宣传影印《大藏经》；在宜兰，您还主办了布教大会，热热闹闹地扎起弘法的彩车。在此期间，您还常到台湾的南部讲经说法，并先后设置了高雄佛教堂、佛教文化服务处。听说那段时间您一直在宜兰高雄两边跑？

星云大师：从大陆到台湾去的出家人，大概有一两百人，都集中在台北，因为台北外省人比较多，语言比较通达，台北人的水准也高一点。相比之下，南部没有人去，因为那里语言不通，生活也比较落后一点。我去了那里以后，感觉到人情味很厚，我很喜欢那种本色的生活，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后来他们留我在那里，办佛学院、办学校、开山创丛林，就这样一步步做起来了。

王  鲁  湘：实际上，您到台湾之后也遇到过很多的诱惑，但是您一直以改革佛教、弘扬佛法为己任，一直坚定不移地在佛教改革和佛法弘扬上走着自己的一条路。

星云大师：当时有人看到我会舞文弄墨的，就来要我做编辑、做记者，那个时候因为穷，无立足之地，所以确实容易被诱惑。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有根基的，这个出家是不能回头的，“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连一个出家人都做不好，还要去做什么其他事业呢？所以我念念于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把和尚做好。

忍是一种大智慧

中国是一个讲究修身养性、崇尚人伦道德的民族，五千年来，百家诸经无不推崇勤俭、忠义、守信、谦让、孝顺为美德，多少古圣先贤更是以之为修养、为传家宝。其中，更将“忍”视为人生最大的修养。在佛教，“忍辱”更是菩萨必修的德目之一。

我们反观今日的社会，种种乱象的根源，多是不能忍：忍不下一口气，于是恶言刀枪相向；忍受不了他人的春风得意，于是嫉妒诬陷；因不能忍受各项压力而放弃人生；因不能忍穷忍苦转而投机取巧、欺瞒诈骗。可以说，芸芸众生整日在不能忍当中汲汲营营、费尽心力，把生活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所以说，忍不但是人生一大修养，是修学菩萨道的德目，也是过快乐生活不可或缺的动力。

王  鲁  湘：台湾有一部电影叫《我就这样过了一生》，大师有一篇文章《我就这样忍了一生》，借用这个题目改了一个字，我读了以后觉得很有感慨。您年轻的时候，身处乱世，刚到台湾，孤身一人面对当时混乱的时局，这些时候固然有很多需要忍的事情，但是后来，当您已经成为大师，在信徒百万的情况之下，却说还有更多比以前更需要忍的事情，这让我有些不解，这时的忍是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来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