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应该从何处开拓

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文公布，60条“要改”几乎面面俱到，但又多数语焉不详，除了宽松人心以外，还激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以至11月以后不仅官方的文宣活动，连海外的评论和国内民间思想界都几乎被对《决定》的解读所主导。而《决定》的60条尽管面面俱到，核心却很明显，那就是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来给中国经济增加新的活力。

不过，中国的经济改革至今已经基本向市场化方向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平心而论，如今的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在国内，虽然市长向老百姓施展权力（包括干预百姓交易的权力）还是不受制约，但老百姓被推向市场而不能向政府问责——即所谓“不找市长找市场”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由于中国在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的格局下展现的竞争力，中国高举贸易自由的大旗反对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贸易壁垒的格局也俨然已经形成。尽管今天一些西方国家仍然不肯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但是说实话，市场化程度到底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算是“市场经济国家”，在西方也远远没有一定的标准。人们都知道在“西方”这个笼统的说法下各国其实差异很大，像瑞典那样“社会主义党”（过去我们都译成“社会党”，严格地说是不对的，西方所谓社会党的构词成分“社会”都是socialist而不是social）长期执政，号称“从摇篮到坟墓”国家都要承担责任的福利国家，和美国那样偏重于自由竞争的国家，市场化程度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而如果以“经济体”论，比美国更市场化的还有中国香港，历年国际上“经济自由度（指市场竞争的自由度）”排名，中国香港都在全球最前列，把美国都甩在后面，而事实上在低税负、对高基尼系数的接受度等方面，中国香港也的确超过美国。

但是，就是这个全球最市场化（或者按我们过去的传统说法叫资本主义化）的香港，从某种意义上讲其“社会主义”的程度仍然远远超过内地：香港早已实现了英国式的全民医疗保障，义务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比内地公平得多，更不用说我们如今正在向其学习的廉租房（所谓公屋）制度等了。过去内地居民移居香港，可能主要是奔自由竞争、市场机会，或者说是奔“资本主义”去淘金的。可是这些年来，不仅香港资本家更愿意到内地“剥削”工人早已是常识，而且内地居民移居香港，也似乎已经变成主要是去寻求“社会主义”，即福利保障的了。我们看近年来关于内地移民的新闻：今天是奔着那里医疗、妇婴保障去的大陆孕妇赴港生子潮，全港新生婴儿8.8万名，其中半数来自大陆孕妇；明天又冲着那里高水平的义务教育，内地过万学童赴港读书，可享受学费全免政策。全世界经济最自由化、市场化与资本主义化的地方，在国人眼里尚且成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所在，何况美国？更何况欧洲？更不用说北欧了。

当然，如果因此就说我们已经不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也是不对的。近年来我国富人、企业家向境外移民和转移资产之风愈演愈烈，说明不少人对市场自由、产权保障并无信心。而且有趣的是，中国香港这一经济“最自由”之地由于太近还不保险，相比中国香港，我们的资本更愿意转移到澳大利亚、加拿大这类高税收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地区，因为那里无论税收如何重，起码税后财产是有保障的，没有“强征强拆”，没有“国进民退”，更没有借“唱红打黑”随意抄家没产的薄熙来方式。即便像徐明那种“红顶商人”，在国内“权家通赢”、如鱼得水，赢了之后也还要向外转移资产不是？

企业家到国外最“社会主义”的地方去保全资产，老百姓到境外最“资本主义”的地方寻求社会保障，这两种有趣景观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目前自由、福利双不足的状况。就福利不足而言，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已经比西方更市场化。世界上本没有百分之百市场化的地方，我们与西方，至少是北欧那样的西方真正的区别也已经不在于市场化的程度孰高孰低，而在于非市场的那一块，在于我们限制市场化的机制和他们完全不同：限制市场机制的东西，在他们那里是福利国家、强势工会、以NPO治理等方式体现的参与式民主、公众环保干预等，而在我们这里则主要是国家垄断、官僚特权、市场中的“裁判踢球”“权家通赢”等。

因此，中国未来的走向与其说是取决于市场化成分还有多大的扩张，不如说更取决于非市场的一块怎么改革。我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它的对立面应该并不是什么“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封建市场经济”和“官僚资本”。当然我知道“封建”这个词歧义甚大，不过“左”这个词可能歧义更大。过去官方说过“四人帮”时代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专政”，马克思也指出，封建时代的特征是“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30页）。其实，皇权专制钳制下的市场经济，中国自古以来就不陌生，我们的改革当然也不是追求这个。“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放在市场经济的前边如果不是给改革打掩护用的，而是要真的成为改革的目标，就得用它取代“封建”。

换言之，中国真要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发展，扩大市场的作用当然也很重要，但是针对“市场经济”前面那个定语下药，走出“封建市场经济”的阴影，多一点以社会平等、政治民主、公平正义、公共福利、民众的公益干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也很重要，而且现在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很大，这些就尤其重要。在这种条件下市场化程度如果要进一步推进，就必须把过去限制老百姓的“不找市长找市场”变成限制政府的“市长不找市场找”：“市长”不能随便找百姓收税，而百姓有权找“市长”进行福利问责。落实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只能通过制约权力来使政府退出市场，而不是让政府推卸责任把百姓抛向市场，或者反过来讲，就是不能用扩大政府权力来挤压市场，而要用增加政府责任来补充市场。“市场化”不是“去福利化”而是“去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