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取代了骆驼，尽管少了太多的浪漫，但是行走在广阔西域的“丝绸之路”上，其诱人之处却无处不在，依然深深地吸引着我，好像从来也不曾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消失或者变味。我一个人搭车横跨沙漠戈壁，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是单调乏味的，可也有难于言表的魅力。无论是沙漠还是草原，尽管日复一日展现的都是些平淡而又荒凉的景观，可是，我从来都不曾厌倦过，而且还永远不会感到满足。“凡是到过沙漠的人，总是渴望能旧地重游。这广袤无垠的大地，如同大海一般，使人就像着了魔一样地迷念着它。”

今天，一说起“丝绸之路”，估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真正使“丝绸之路”具有全方位立体感并在中国被普遍接受的，正是探险家斯文赫定。

“丝绸之路（Silk Road）”，这一名称不是在中国文献中首先使用的。该名称最早可能是由李希霍芬教授提出的。另一个西方学者赫尔曼也曾将自己的著作题名为《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到了斯文赫定这里，他干脆把自己的一本书直接定名为《丝绸之路》。

斯文赫定在《丝绸之路》中讲道：“丝绸之路的全程，从西安经安西、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和塞琉西亚，直至推罗，直线距离是4200英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2000～3000年前，在洛阳、西安和其他一些大地方的重要贸易中心，中国商人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由他们的商队往西运送的无数大捆丝绸，到何处才是终点。只有推罗和地中海其他港口的腓尼基水手才知道罗马才是其主要的市场。而罗马人则只知道这种sericum（绸缎）、serica（丝织物）是在亚洲最东边的被称为“赛里斯人”的民族生产和出口的。拉丁语中的silk（丝绸），显然源自汉语的ssu\sse\sser。”

我曾在几次的丝路独行之旅中，看到了一条像找不到头尾的灰黄色长蛇，那是伸展在大漠之中的古长城遗址，也看到了矗立路边、默然无声地见证逝去的辉煌时代的无数烽火台。“烽火台一座接一座，似心跳一般有规律地隐现在道路的尘土和冬天的寒雾之中，似乎铁了心要和事物消亡的法则抗拒下去。”每当汽车在沙漠绿洲笔直的国道上风驰电掣般飞奔时，车窗外“嗖嗖”的风声，“恍然如流的岁月拍打着双翼疾驰而过。”

如今，当我们沿着古代西域的“丝绸之路”行走之时，只有通过想象，才能看到过去那一幅幅丰富多彩、辉煌繁盛的画面，那川流不息的商队和旅行者每次为了抵达一个新的绿洲而雀跃欢腾的景象。

记得斯文赫定在其旅行的笔记中这样写道：“旅途中，我一直都在想象，仿佛已看到一条崭新的公路穿越草原和沙漠，一路上有无数的桥梁在河川小溪和水渠沟壑上，仿佛路已筑到安西、敦煌、罗布泊北岸，然后沿着孔雀河到库尔勒，再继续西行至库车、阿克苏和喀什噶尔。”这一切，今天已经彻底变成了现实。可有谁知道，这些通往西域的公路大道曾经是斯文赫定带领他的勘察队，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克服了千难万险才得以测定。

当然，西域探险家的故事并非从斯文赫定才开始有的。其实，早在斯文赫定以前，中国的玄奘、法显。乃至张骞就已经完成了西域探险的壮举。

“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探险旅行，多半是带回知识与文化，改变了‘自己’；但近代西方的探险旅行却是输出了殖民和帝国，改变了‘别人’。”台湾学者詹宏志的这个说法好像是对的，但是细想一下也不尽然。我们知道汉武帝派出张骞凿空西域，远征葱岭，难道不是输出帝国，改变了西域吗？

然而，詹宏志先生的另外一句话却说得相当在理。他说，如今的旅行内容和从前的探险已经有所不同，大都是发生在内在，不发生在外部。“现代旅行文学比起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深刻而丰富，因为积累已厚，了解深邃，载诸文字也就渐渐脱离了猎奇采风，进入意蕴无穷之境。”

我们通过闯入、突破、征服的探险旅行，逐步认识到自己，标示着以一种谦卑的姿态观看他人，并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自己。这就是我沿着古代西域丝路去“独行”的原因，也是我一路“吟唱”的主题。我深知，自己的独自行走，不在于要发现什么，重要的是在于发现过程的真实感受。

我在想，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把自己所读到的那些关于西域丝路的文字整理串联出一条线索，为后来者画上一张行走的地图。这个工作，一方面是为知识，一方面是为乐趣。通过这个工作可以让我们按图索骥，安然穿越大漠，走进“丝绸之路”。

不过，在你我出发之前，“我们知道过去那些凿空探险的人曾经想过什么吗？我们知道那些善于行走、善于反省的旅行家们说过什么吗？现在该轮到我们阅读、我们思考、我们书写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