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阔的台阶
——巴黎卢森堡公园
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卢森堡公园，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不但听说，也看见过，当然，看到的是照片。那照片不是单纯的风景照，上面有人物。有的人物是熟悉的，比如大姑妈和二姑妈，她们都曾在法国留过学。有的只知道跟两位姑妈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所以会一起在卢森堡公园留影，但究竟何许人也，父母说出过几位，留下模模糊糊的印象，再有的，则父母也说不清了。随着我告别少年时代，进入青年时期，社会环境使得家里那样的照片深藏起来，对照片上的人物，父母即使知道也缄默不语了，我呢，也渐渐失掉了探究的兴趣，因为，对那样一些影像刨根问底，属于危险的兴趣。再后来，大风暴袭来，人们在恐惧中纷纷毁灭旧照片。风暴过后，天空晴朗起来，我家收拾旧照片，居然也还残存一些，在巴黎卢森堡公园里拍摄的，剩有四五张。1986年至1987年，我在《收获》杂志开了个《私人照相簿》专栏，在《留洋姑妈》那篇里展示了两张。其中一张有着卢森堡公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那两边有着巨杯形花钵装饰的宽阔台阶。
卢森堡公园号称巴黎最大的市内公园，但是跟北京的北海、景山、天坛、陶然亭等公园比较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位到巴黎自由行的“驴友”抱怨，说那卢森堡公园令他失望，一无莲池锦鲤，二无曲径通幽，三无叠石怪趣，四无游廊山亭，他去那天还起风，公园碎石路面上旋起沙尘，令他十分扫兴。个体生命对同样景物的感受往往差异极大，我很尊重那位“驴友”的感受。我1983年第一次造访巴黎，就去了卢森堡公园，后来每次必去，特别是2000年那回，借住在朋友家，他们家就在卢森堡公园旁边，几乎天天要在那公园里穿行，用中国古代文人的语言来形容，是“十二栏杆拍遍”，那公园，似乎也成了一个熟稔的法国朋友。我的感受是，卢森堡公园体现着西方的一种造园理念，就是那空间不是用来让人惊艳，而是用来让人放松的，因此，它里面虽然有着古典式的宫殿建筑（现在是法国众议院），有着美迪奇喷泉那样的园林小品，更分布着若干圆雕，以及大片的花坛，但那些事物对游人眼球的吸引力有限，它的主打布局是随意栽种的树林与林荫道，还有草坪花坛边碎石地面上那些可以随意移动使用的铁椅。在我看来，卢森堡公园之美，树木花草、圆雕喷泉都在其次，那些在树下花前，坐在铁椅上放松自己，或读书报，或抚琴弦，或紧依紧偎，或老少互嬉……的普通巴黎市民的自然生态，是最美的。
卢森堡公园的空间，并不在一个平面上，大体而言，是它的东北部，对比于其他部位，高出几米，两个平面的过渡，便由那宽阔的台阶完成，那个台阶，也就成了游人们留影的一个常取场景。三十几年前，曾与二姑妈聊起卢森堡公园的这个台阶，她感叹道，恐怕几代曾到巴黎的中国人，都上下过那台阶，并大都在那上面留过影，她就陪何香凝，还有廖承志，多次经过那台阶，她说，上世纪初，不仅留法的人士必定在那台阶留下足迹，当时在欧洲其他国家留学的，尤其是在德国留学的人士，都会或途经巴黎，或利用假期从柏林等处来巴黎活动，比如周恩来、宋庆龄、朱德、孙炳文、邓小平……就十之八九会在那宽阔的台阶闪过自己的身影。我拿出在那宽台阶上拍摄的旧照片让二姑妈指认，她告诉我，其中那个高挑身材、一身白色洋装的女士，叫张邦珍。我问：张邦珍如今在哪里？二姑妈轻声说：去台湾了。我本能地回应道：啊，是个反动派啊！二姑妈迟疑了一下，就跟我说：其实，那个时代，在保皇党和军阀们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乱党”，也就是说，都是革命党，跟李大钊一起被军阀张作霖绞杀的，就有好几位并非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其中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士，叫刘悒兰，二姑妈跟她接触过，就是国民党员，属于国民党左派。张邦珍呢，最早也应该算是国民党左派，跟共产党人过从甚密。后来国共分裂，直到大决战，当年在巴黎一起游卢森堡公园的人，才彻底分道扬镳，张邦珍随宋美龄去了台湾。我注意到另一张照片上，有位女士女扮男装，留男士分头，穿中式男性大褂，二姑妈告诉我，她叫罗衡，那时应该也算是国民党左派，二姑妈和罗衡都曾当过何香凝先生的秘书，但罗衡后来也去了台湾。我又本能地回应道：啊呀，怎么她也成了反动派？二姑妈微微摇头道，政治理念固然对一个人的行为起着重要作用，但人是复杂的，人的感情更是具有推动力的。她以比较含混的语言让我知道，张邦珍和罗衡在巴黎时就不是一般的亲密，后来回到中国，两个人同在一所中学主政，同室居住，张的女性打扮十分精致，罗的男士装束十分粗犷，人们对她们从瞠目以视渐渐到见怪不怪，因此，大决战胜负迅速分明时，张执意要去台湾，罗怎舍得？也就去了。二姑妈跟我讲张、罗故事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那时我虽然在政治话语上还使用“反动派”之类的名词，却已经有机会看到白先勇刚出版的《孽子》，开了些窍，懂得张、罗的“孽女”情缘必须尊重，再回过头来看她们上世纪初在巴黎的留影，越发憬悟到世事的诡谲与人性的神秘。
那张有大姑妈、张邦珍站在卢森堡阔台阶上的照片里，前端还有位手持便帽、西服短裤的男士，姿势十分随意，他是谁？父亲曾说，怕就是罗家伦吧。二姑妈那天虽然没有被照到镜头里，记忆还不甚模糊，就摇头，说怎么会是罗家伦？罗家伦那时候已经接近30岁，照片上的男士应该是更年轻的一位留学生。罗家伦是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干将，流芳百世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他起草的。他后来先到美国、德国留学，1925年许入读巴黎大学。那时他尚未遇到后来的妻子张女士，在欧洲狂追过一位中国留学生，那位女生是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化学的，罗家伦在柏林就不断给那女生写情书、送玫瑰，后来人家跟一些同学来巴黎度假，在卢森堡公园，他就当着大家向那女生示爱，众留学生或插科打诨，或真诚祝福，但那女生不仅不为所动，而且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达了拒绝……
那位被罗家伦追求的女生，也曾在卢森堡公园的那个阔台阶上跟一些人合影，因为其中有我大姑妈，我家也曾有过一张，但很早的时候，就被撕毁了，毁掉它的，就是那位也曾有过美丽青春的女士。
那位女士名蓝素琴。记得大约是我12岁的时候，我们家住进来一个人，在我眼里，分明是个老婆婆，父母却让我唤她蓝孃孃。她怎么是我孃孃？孃孃应该是母亲的姊妹，应该跟母亲一样姓王啊，而且，母亲家族的孃孃已经很多，比如那时候八孃孃就在北京农业科学院工作，来往很多，但八孃孃也从没有在我家留宿过，这位蓝孃孃怎么提着个破旧的小箱子住到了我家，住进来了许多日子，也不见她走，最让我觉得离奇的是，她也不去上班，三顿饭跟我们围坐在八仙桌上一起吃。
那时我家住在钱粮胡同海关宿舍，我家门外有株高高的金合欢树，盛夏时，合欢花，也叫马缨花，满树盛开，散出特殊的香气，全家人轮流洗澡，洗完澡，各自搬个小板凳，坐到树下，扇着大蒲扇乘凉。有次父母到屋里做什么事去了，树下只有我和蓝孃孃，她一声不响，我不高兴，就缠着她给我讲故事，她叹口气说：“有什么好讲的呢？讲深了，你怕不懂。”我越发不高兴了，跟她说：“我5岁就上学了，现在都要上初二了。别小看了我！那年爸爸妈妈带我们从武汉坐火车到北京，我因为岁数小，是免票的，可是，乘务员发现我在那里算带小数点的除法，就要查我的年龄，他说，哪有这么小的娃儿就懂小数点的呢？再说我到这21中，语文老师头一堂课，提问，让说出来暑假里读了什么书，问到我，我说读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他眼睛瞪得好圆……”蓝孃孃这才噗嗤一声笑了，用蒲扇拍着我背说：“鬼娃儿！没想到你人小心大！”我就说：“可不。我在爸爸的那个放旧照片的紫檀匣子里，看到过大姑妈、二姑妈她们在法国的照片，有个地方叫卢森堡公园，在那地方照的最多，爸爸说照片里头也有你呢！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讲卢森堡公园的故事呢？”蓝孃孃听了脸色陡变，四面望望，然后低声说：“以后快别再提那些陈年旧照。”稍后又说：“故事我懒怠讲。不过，你既然早熟、早慧，倒是可以给你推荐本读物。我知道你哥哥姐姐都是喜欢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所以你也读了《上尉的女儿》。其实德国的文学也是很好的，有本书叫《茵梦湖》，不知道你能不能在图书馆里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