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既是生动形象的诗歌，又是易于背诵的哲理名言，它与北岛的《回答》一起，代表了一代人“我不相信”与“在黑夜中寻找光明”的思想气质，同时也是“朦胧诗”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至今仍然是各种新时期诗歌选本的必选作品。

这首诗，以对“文革”残酷性的委婉揭露和对个人愿望的无畏袒露而获得极强的艺术张力。诗歌中，“黑夜”与“光明”首尾相连，相互联系又相互对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此反衬出“我”这一代人对“光明”迫切的渴求之心。而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黑色的眼睛”，总让我想起冷冰川的版画，这画面，有一种刀镌般的深刻。从此，“黑眼睛”这个意象进入了读者视野，并成为顾城的个人形象标志，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顾城诗集，书名干脆就叫“黑眼睛”。

也是在1979年，顾城读到了北岛、芒克等人创办于1978年12月底的《今天》杂志，惊讶万分，在此之前，他以为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写这样的诗。在姐姐顾乡的带领下，顾城在《今天》编辑部认识了北岛、芒克等“今天派”诗人，并以“古城”为笔名在《今天》上发表作品。后来，他们一起被命名为“朦胧诗人”。当然，包括北岛在内的很多诗人并不认同这样的命名。

现在，有人认为，顾城是在《今天》发表作品后才受到关注的，这与事实不符。因为顾城在《今天》上发表作品已经是1980年4月，而早在1979年年初，顾城便已崭露头角。1979年3月，北京西城区文化馆创办的《蒲公英》报第三期，在头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顾城的油印诗集《无名的小花》中的诗作，排列在最前面的就是那首在水边沙地上写的《生命幻想曲》。因为顾城的诗，首印5万份的《蒲公英》很快销售一空。那一天，顾城买了一百份报纸，兴奋地沿街狂奔。

由于反响热烈，《蒲公英》开始分期选载《无名的小花》中的其他诗作，被称为“国刊”的《诗刊》也向顾城伸出橄榄枝，于当年10月发表他的《歌乐山诗组》。

1979年3月中旬，右派平反之后被安排在安徽省文联工作的著名诗人公刘读到顾城发表于《蒲公英》上的诗歌，认为是新生事物，值得重视，激动之下，提笔写了《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文。公刘在文章中热情地肯定了顾城的作品的优点，认为，人们应该有承认年青的一代探索的勇气，也要有指出他们的不足的勇气，要关注他们的创作，不能让他们自生自灭。公刘的文章完成后，在“地下”广为流传，几经波折，才发表在当年10月出版的《星星》复刊号上，随后被1980年《文艺报》一月号转载，并加了编者按。4个月后，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朦胧诗大讨论”。

此时的顾城已声名鹊起，受到了更大范围的关注。1980年7、8月份，《诗刊》在北京和北戴河组织了首届“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顾城、梁小斌、张学梦、叶延滨、舒婷、江河、杨牧、徐敬亚、王小妮等17个青年诗人参加。“学习会”结束后，《诗刊》10月号以“青春诗会”为名推出专号，此后，一年一度的“青春诗会”成为中国诗坛最具影响力的活动品牌，被誉为“诗坛黄埔”。

这一届“青春诗会”历时1个多月，其时间长度和隆重程度堪称空前绝后，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蔡其矫、李瑛、冯牧、黄永玉、高莽、袁可嘉等当时在诗歌界最有名望的诗人和理论家分别给青年诗人授课。很多与会诗人的命运因“青春诗会”而改变。据时任《诗刊》编辑的王燕生介绍，“青春诗会”后不久，舒婷就从工厂调到了作协，之后就被提为作协副主席；张学梦也从工厂调到了市文联工作，第二年就当了省作协副主席；叶延滨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就到了《星星》诗刊，后来一直干到副主编、主编，《诗刊》副主编、主编。

那次诗会，顾城是男诗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对诗歌的热爱和对朋友的真诚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作者、诗人梁小斌回忆，当时的顾城个子不高，笑吟吟的，十分和善。第一次见面时，顾城背着书包，里面全是诗稿，风一吹，稿子满院子乱飞。而徐敬亚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诗会结束前，顾城专门装了一书包的梨送给在场的每个人，以示分离。顾城的父母还专门在全聚德烤鸭店请邵燕祥、王燕生、舒婷等10多个编辑和诗人吃了一顿饭。

由于当时比较兴奋，也没见过什么大场面，顾城在发言时有些口无遮拦，他对中国人见面就问“吃饭了吗”的习惯十分不解，说，怎么就没人问“你快乐不快乐”呢？第二天早上，有人一见到顾城，就问：“你忧郁吗？”

这只能算小插曲。在那次诗会上，顾城的另一段发言差一点闯了大祸。

顾城谈起了现实与大自然之于诗歌创作的关系，认为政治口号只是一阵风，大自然要长久得多。并举了一个例子：以云朵的角度看大地，国徽跟瓢虫身上的花纹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没瓢虫好看。话一出口，好几个老诗人当场拂袖而去，唯一留下来的柯岩很严肃地说：“你要是我儿子，我现在就给你两耳光，你知道国徽上有多少先烈的鲜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