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今社会的财富观

工资之后，我们讲下财富观。所谓“财富观”，就是中国当今社会对于财富的看法。

很简单的一句话可以总结出当今中国财富观的现实——社会更侧重存量资产而非增量资产。在房价高企和物价高涨的年代，你去参加某某社会活动，会发现本来就有钱的人将更加受人尊敬，而即使你增量较大是个月入上万甚至几万的海归留学生，只要你之前没有财富的积累，那么在任何需要经济实力来比较的场合比方说相亲中，你都将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当今社会存量资产的意义远远大于增量资产。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更能够理解在未来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如下种种怪现象还将屡见不鲜且大行其道：男女青年相亲时以男方的家庭资产作为女性择偶的主要标准；月入几万的大学毕业生买不起房子；家里有几套甚至十几套房产的青年人开着宝马车去上班领取着两三千的月薪……这都归结于我们当今过分看重存量资产而非增量资产的残酷现实，换句话说，社会大多数情况下只看你有多少而不看你挣多少。

三．惊天动地的房价“走势”

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房子和房价是绕不开的话题。

在这场还在延续的中国当代惊天动地的房产浪潮中，我们知道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是高房价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卖地收入一直以来就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却为何从2000年前后才对高房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呢？为什么不早几年或者晚个十年？很显然，在靠近2000年的那几年，必定出了“大事”，导致了地方政府开始大量缺钱。

古来国家维持运转主要靠税收，当今的中国也不例外，这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国历朝历代，苛捐杂税层出不穷，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方告一段落。从1949年开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产业工人为国家建设兢兢业业而基本是无私奉献的工作所积累的财富，当时税负实际上少之又少。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两腿并行，一面维持原有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对自己的供血能力，一面增加税收收入。而在允许占少部分的私营经济相对发展不久之后，公有制的弊端导致在市场相对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纷纷亏损严重，使得国有企业丧失造血能力，入不敷出，不但不能为财政做贡献反而成为财政的包袱，而庞大的行政开支又每时每刻都在消耗着国家财政，于是，国家没钱了。

要解决这个燃眉之急，第一步便是国库券的诞生，发生在80年代中后期。但国库券这样的公债毕竟基数太小而且迟早要兑现还给购买人，最直接的重任自然落到了税收上，而中央税收成了重中之重。增加税收从90年代初到现在二十年来，一直在增强，从未间断，也没有缓和的迹象，每个人都会发现身边的税种越来越多也愈收愈重。

从1994年开始我国税收主要以分税制为主体，来加强税收分配制度，说白了就是三级税收制度：中央政府主要承担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职能，占税收总收入的60%；省级和县级地方政府更主要的在资源配置上发挥作用，分别占税收收入的15%和25%。在1993年分税制改革前，全国税收总额分配比例大致为：中央20%，省15%，县65%。显而易见，中国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中央和地方县级政府的税收收入比例做了个对调，也就是中央得到全国税收大头，省政府维持不变，原来得到大部分税收的县级政府现在只得到个约莫25%的小头。

因此县级地方政府开始缺钱了，特别是从1998年中央开展了严格的税收法制建设，强制结束了1994年之前的包税制而落实了之后的分税制，这才使得税收大头真正的落入了中央国库。这就是2000年之前发生的“大事”，此时没钱的县级地方政府开始到处筹钱。首先利用一切可能将手头的地方国有企业纷纷卖给私人和外资，并同时将乡镇等集体企业卖给个人来换得现金。但是在2000年前后经过两三年时间，这点家底也卖的差不多了，唯一能填饱地方财政胃口的就只剩下土地了。

此后从2001年开始，靠卖地来获得土地出让金则成为地方财政的首要任务，这期间最早于1999年就开始尝试高价卖地的始作俑者，有江苏的地级市宿迁和省会城市南京，以及湖北的武汉，此后才全国纷纷仿效之，很快蔓延开来。

可见，房价高企的直接原因是三级税收分配比例的不合理。中央税收过高，本来收取税收总额20%左右却多收了近40%，导致国库异常充足，国富。而原本获得65%税收大头的县级地方政府现在却只分被配到了25%的税收收入，导致县级地方政府无限的想方设法增加收入（炒高卖地费用），增高现有税种特别是房地产税的纳税基数（房价），其直接结果就是民穷，三代人几十年的收入全部用来买一套房子。

因此，税收分配不改革，高房价的现状就不会改变，此为高房价的本质，与我们奋斗中的职场人士息息相关。明白了以上房价的本质，我们就可以对房价趋势有个大致的判断，而不会死等房价暴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