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当代命运

中国章回小说并没有形成一个昆德拉式的大传统，也从来不被视为中国文化的结晶，它是一种“寄生物”和“附属品”——附属于历史，寄生于生活和儒家正统的光环之下。中国早期的小说（如志怪和传奇）充满了神仙鬼怪色彩和荒诞内容，恰为儒家的人世哲学添补了一层另类想象，也为一向以道德文章自重的士大夫生活提供了一点嬉笑和轻松。它并没有沉重的思想包袱，它虽名曰“警世”或“醒世”，却从不以“文以载道”为能事。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的小说何尝不也是如此？

中西小说传统真正不同的一点是：西方近代小说中必有一个主要人物为故事的中心，这个主人翁是西方个人主义在小说中的影子，而中国则直到20世纪五四时期才把故事的主人翁的地位放在前台。“五四”是一个“个人自觉”的时代，新文学基本上是西潮影响下的产物，因此小说的地位也增高了，甚至负荷了为民请命的严肃使命，一路发展到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党的文学。这个小说政治化的革命传统，直到“文革”以后才被打破，当代中国小说又恢复了写实主义的传统。然而古典小说中的志怪和传奇似乎一去而不复返了。小说似乎和现实紧紧的结合在一起，虽偶有魔幻色彩（从拉丁美洲小说学来的），还是以当代现实为依归，以乡土为主轴。然而城市呢？特别是近年来急骤发展的都市消费文化，却似乎成了通俗作家的畅销题材，写实主义反而不能驾驭。这一个历史的趋势，反而使得中国当代小说呈现雅俗的两极化，失去了古典小说传统中“雅俗共赏”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