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一九四九》出版后，在台北参加聚会，经常碰到坐在对面的新朋友告诉她，他知道她，他也买到过最后一班太平轮的船票，只是没有上船；儿子把她的电子文稿传上facebook，许多国内外青年参与对这段历史空白的讨论；在上海档案馆，她找到了1949年罹难者家属向中联公司提起诉讼的“太平轮事件起诉书”、证人葛克的亲笔证词、官方罹难者名册、剪报等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史料，两岸的资料终于咬合，太平轮事件始末更加清晰可考。

这些还不够。她留意到，基隆东十六码头于右任题词的“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立起时因为仓促，未及写上每一位罹难者的名姓。而自那时起，罹难者家属自发组织了“太平轮之友会”，每年1月27日都会来此献花鞠躬，相聚饮茶。但在海峡的另一边呢？她捐出《太平轮一九四九》的版税，发起成立“太平轮纪念协会”，出任秘书长，邀请太平轮后代一起重塑纪念碑公共艺术；同时拜托海基会、海协会终于在2010年5月促成了一次两岸四地共同的海祭。三十多位幸存者、罹难者的亲人及后代子孙齐聚太平轮沉没之地，向逝者诉说长埋心底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