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本质上是一种非常情感性的动物，很难因为纯粹的钱选择一种生活。哪怕选择的时候会把钱作为重要的因素，也会告诉自己，我真的爱他，我现在的行为是出于爱不是出于钱。真实的也好，自我麻醉的也罢，一定要把钱幻化成爱，女人才能说服自己。

M.C.：《嘉人marie claire》也在提倡女性写作计划。你认为写作是一件有门槛的事儿吗？

答：写作没有门槛，但写好是有门槛的。我的建议是多多阅读。写作需要对文字有处理能力和对内容有把控能力。文字感觉需要依靠大量的阅读建立起来，操纵排列组合清楚有趣的文字去承载思想。思想本身也需要阅读去摸索和成长。身边一亩三分地里的喜怒哀乐自己看来也许惊心动魄，放在大格局下却往往是已经被嚼了一百遍的馍。只有阅读才能帮你在烂俗的生活里提炼出有文学价值的故事或人物。

上帝给了我一张纸一支笔，让我说的话有了意义，我就希望我书写的是善意和温暖。

M.C.: 写作可以怎么开始？

答：“写些什么”是创作者永远的话题和困境。我一直是一边过日子一边寻找题材，运气好的时候能在生活中找到下一个作品写什么，不好的时候就只有生活本身。虽然我写的基本还是自己想写的文字，但并不是基于一种倾诉欲，只是职业写作需要我去发现一些有趣的人生感悟和人物故事，再架构起来与人分享。创作中很难有一个现成的原型可以直接移植进故事里面。所谓的原型最好也不过是多个现实人物身上或多或少的一点痕迹而已，剩下的大部分空白还是要靠创作者的塑造和编造。素材通常来自观察、采访、阅读等等，在聚焦了某一类故事和人物后，我不了解或者了解不足够支撑剧本创作，就会专门对这一类人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环境做定向的采访。我力图在我和观众之间找到通途，但不能保证我的表达就是他们所想所感，并愿意听到的。

M.C.: 刘瑜谈今日的中国写作，有两个与真诚为敌的陷阱，一个是所谓的“媚雅”，一个是“媚俗”。

答：我很难带着“媚俗”或“媚雅”的标签去思考。不能说为了观众服务就是媚俗，自己写着玩儿不跟世界发生关系就是媚雅吧。如果希望作品跟一群人产生联系，势必要关注那群人的感受。我很怕听到“学院派”这个标签，如果这个标签有意义，我认为它不意味着思想高度、曲高和寡和阳春白雪，而仅只在于说明了操作层面上的职业尊严和专业判断。

M.C.: 对你而言，写作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件事？

答：不管我愿不愿意，写作目前是生活的一部分。写作太熬人了，我每天想的都是写完手上的东西就退休算了。但不写作能做什么，是更让我困惑的问题。回头看我写过的所有东西，唯一欣慰的就是我始终都在写“对世界的善意”。虽然我笔下的人物阶段性地没那么伟光正，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瑕疵，但在终极的人格上是非常强大、健全和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