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索的寻找并不顺利
五年来程竹收到了许多号称可以帮他找到女儿的线索,但总要给对方一点钱,甚至18元:“那人说‘我欠了18块钱话费,你给我充上之后电话联系’。”程竹给他充了话费,电话再也没通过。最多的“线索费”是5000元,之后线人就消失了。
线索的寻找并不顺利,程竹也慢慢接触到更多的心态:“同行的一位福建家长,孩子被拐走了,隔壁则买了个孩子。他想报警,又顾虑重重,毕竟邻居几十年,得罪了大家都难堪。”他把失去孩子的家长分为五类:坐家里等的,有线索就去看看没线索就纯粹的等待;指望公安破案的,还保持着许多的幻想;认命了的,不再找孩子,甚至连等都不再等;还有一类就是不服输的,四处奔波,哪怕希望渺茫;最后一种已经在绝望中心理变态了:“个人的力量太渺小,社会的力量也不够重视,不如让拐卖发生得更猖獗,这样就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孩子丢的越多,我们找孩子找回来的希望越大。”这种说法让程竹觉得匪夷所思:“走这一路,什么样的家长都碰到了。”
他还是不服输,尽管这一万一千公里路并没有给他寻找女儿带来什么线索。这是个不幸的事实,程竹的心态是积极的,也是无奈的:他一共做过三次DNA检测,最初的检测只提供14位结果,全国DNA信息库建立后,规定必须达到18位,他只得又做了两次。检测费用是政府承担,但程竹说:“里面水深得很”。普通百姓只看到抽了血,但是否检测,检测之后是否入库,都不知情——没人给你答案。
在武汉,一个电视台记者请他们说出最想说的一句话,几个家长异口同声:买方有罪,要求立法!然而法律何时才能更改?想有一个男孩传宗接代的社会风俗何时才能变迁?程竹也没有答案。1月底,程竹回到家中。他说,他想再去西部走一圈,寻找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