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老庄和佛禅对中国知识人的人格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儒道释的心理互补机制，是成就中国知识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关键机制，也是被迫选择隐退或者主动寻求隐逸的中国士人风骨的哲学渊源和美学基础，它给多情重义的中国士人带来的是身心的解放、生命情调的舒展和文艺审美的风流。

宦海浮沉中，老庄、佛禅对士人的精神助益至关重要。他们常常能于山水的静默观照中获得清静圆融的体悟，山河大地无非自然，溪声浪语无非佛法。生死枯荣，月圆月缺，法轮常转，岂分昼夜。希望、亢奋、凄冷和踟蹰，长时间的交替更换，如环无端，不知所终，也促使他们去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去探索在纷扰争斗的社会关系之外个体生命存在的目的、意义、价值。这时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已与知识人的现状经历形成巨大反差，他们所效忠的朝廷和君王一次又一次把他们抛向痛苦的深渊。政治、功名、富贵只是一场幻梦，他们只有拿庄禅哲学来慰抚自己受伤的心性。

在中国知识人性情体系的第二个层面中，现实功利升华为政治悲情和文艺审美，向外扩散的政治作用力转化为向内聚合的生命情调，性情在质态上呈现为风流与风雅的人生情境。士人们领悟到了有限中的无限，感受到了现实、现世、现象背后的孤独、无常、虚妄与荒诞。这种悲剧哲学精神在他们的诗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儒家的功利实现、道家的化入自然、佛家的彼岸解脱均无所待，更多的是他们否弃了生活的终极目的的审美特色。来自这些古典知识分子身心中被压抑的强大生命力和非凡激情，转化为审美活动中美不胜收的文章和诗行，华章璀璨，文脉深厚，一代又一代，从碑刻铭文到纸帛黄卷，隐退的文人士子们留下斑驳而绵密的文字，通过这些文字，他们究竟想退守何方呢？

“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支撑着陶渊明一生的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等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是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发生矛盾，但他能用“道”来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他借着“自然”的哲学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问题。他在泯去后天世俗熏染后以求返归一个“真我”，在他构造的“桃花源”中实现一种艺术化的人生。

苏轼的《前赤壁赋》开篇展现的是一幅逍遥游乐图：清风明月，助人雅兴，举酒颂歌，凭虚御风，宛若仙人。这与庄子《逍遥游》中所展现的场景颇为相似。这种情景让人觉得心境安闲，物我和谐，与道家“虚静”理念相吻合。苏轼面对逆境，以道家的无为思想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涵养心灵，他用超然的智者心态，运用道家的自然观、宇宙观进行自我宽慰：“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对生命浓烈的热爱之情，对功名狂热的进取之心，对国家执著的爱恋之火，在冷静、熄灭之后，化为“缘起性空”的轻烟缕缕。浓情淡去，深爱消融，这是一个由爱向空的历程，这是一个美学和哲学上的怆然转身，这是一个层层蜕变的觉悟过程。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自信一颗禅寂的内心就足以驱散世间纷扰，一门一户就足以从精神上隔绝喧闹纷逐的人世。他的诗总是渗透着这种空性，不管是“暮雨空山”，还是“空山新雨”，到处都充满着天真灵性之美，诗人在自然的融合之中看空了外在之相，也看空了内在之心。正如王维自己所说，“色空无得，不物物也”。

在佛家不二精神的启示下，苏轼悟到了人生的空幻，并在作品中多次表达了对人生虚空的感受，但他并未执著于空而否定人生。尽管他在词里写过“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但他从未真正做到离弃人世，而是始终在不入不出之间，超越有无之境，游于物之外，无往而不乐。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坎坷的人生中“一蓑烟雨任平生”，出离“风雨”和“阴晴”二边，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不二境界，实现了人生审美化的超越。从这一点上来说，苏轼更能代表宋元以来吸收了佛学禅宗的中国哲学和华夏美学。

到了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就点明：“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佛教将世间万物（佛家叫作“大千世界”）称之为“色”（泛指红尘、物质的情欲世界），同时认为，世界万物（色）只不过是万物本体（空）瞬息生灭的假“相”（又称色相），皆是虚妄，终属虚空，因此“色即是空”。小说第118回中，有一段宝玉与宝钗讨论“赤子之心”的对话。宝玉说：“那赤子之心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我们生来已陷在贪嗔痴爱中，犹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个字。”一条苦难的人生之路，是一条执有的人生迷途。这条人生的迷途反过来却成了自由从假回归真的觉悟的人生之路。能找到生死的最终因缘是无明，便达到无无明之觉悟，即谓悟空。对曹雪芹和他的代言人贾宝玉来说，能找到自己究竟的情种和痴根便是悟空了。

对于书中描述的文人学士们来说，出仕与隐逸在他们的生命中交叉而过，分别勾勒了属于自己时代的仕隐情结。在仕隐之间的天平上，有着不同的倾斜，有的重在仕，有的重在隐。隐中藏仕，仕中恋隐，或者仕中恋隐，归依于隐，隐中藏仕。不同的倾斜从而造成不同的人生轨迹：前者从此成为“欲回天地”（李商隐《安定城楼》）者的楷模，后者则成为出世精神的象征。但他们共同见证的是华夏文人道统精神体系中的绝代风骨。

这样的绝代风骨，这样的性情体系，时而厚重，时而飘逸。当士子的心灵天平倾向国家与政治时，风骨是深沉而凝重的；当他们的心性情怀转向自然与宇宙时，风骨是自由而飘逸的。这样独立的风骨，进退自如的生命智慧和百折不挠的心理韧性，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品格中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当今人在公共媒体上津津乐道于欧洲知识分子起源、法国知识分子现象、民国知识分子群体等话题时，殊不知，丰碑早已耸立在中华文化的古老史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