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在政治、良知与美感之间

一

中国古代知识人的历史性活动区域，是在政治、良知与美感之间。

中国传统知识人崇尚绝对理性的完美，所以他们的从政方式必然是带有浪漫的文艺色彩，而最后也只有以传统文人惯有的悲情和幻灭的方式结束，但却又总是产生始料未及的美学效果，抵达意想不到的哲学高度和伦理深度。

在华夏故国，中国古代知识人以士人、文士的面目活动于社会历史的前台或幕后。无论是入仕为官，还是出世为隐，中国传统知识人的性情体系是一套始终如一的精神价值系统。儒家的执著与厚重，道家的独立与飘逸，佛禅的空灵与觉悟，千百年间，饱经忧患，遍尝苦难，历尽沧桑。伫立于绵绵不断的群山之巅，回眸天下苍生时，目光里闪烁的是儒者的仁厚、老庄的智慧和佛禅的慈悲。这低调而深刻的目光，恰恰就是中国知识人持久的风骨，道统与美感共存，国家与个体兼济，政治理想与自然生命并行，济世情怀与独立人格同构。

《论语》里记载曾子的言论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中国士人在学习礼乐技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追求终极的价值准绳。道，即是士人自身人格修养的理想指向，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士人以道自任的精神在儒家那里表现得最为强烈。“笃信善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些社会和人生的基本信条，被古老的中国先哲言简意赅地指明。道，由此而成为被中国知识人苦苦实践和坚守的精神风骨。

作为中国古代知识人的士人群体，被赋予载道、弘道乃至殉道的道德义务、政治责任和人生使命，其呈现出的独特精神风骨就是以身承道，这是中国古代知识人风骨的第一个层面。士人风骨的现实表现，就是以道为价值标准来处理与自身行为、与历史、与现实政治权威的关系。在诸多关系中，最能体现士人精神的是他们与政治权威的关系。道德部分的“道”和政治权威方面的“势”出现了尖锐的冲突，面对“势”如何护“道”，是衡量士人品格的一个标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在屈原、嵇康、陶渊明、杜甫、欧阳修、苏轼、陆游等一系列中国知识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人士大夫在积极入世与现实社会中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抗争中产生了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以及优秀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追求真理、奋发进取，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努力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风骨”正是这种抗争精神在人生境界上、在文学审美理想上的体现，如刘勰评屈原的作品，以之“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以熔经意，亦自铸伟辞”。

作为华夏士人性情体系核心力量的风骨，发端于先秦，成于南北朝，却盛行于唐宋，这与唐宋士人满腔建功立业的强烈豪情有关。在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指导下，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杜甫的“三吏”、“三别”，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苏轼的“有为而作”，以至明清标举的风骨格调都论证了刘勰的“风清骨峻”不只是一种艺术美，更主要是一种人格美在生命境界和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它就是中国古代知识人高洁的情操、刚正不阿的骨气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