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次，老头拿了萨克斯风进来浴池，说刚去朋友聚会才结束。浴友见他拿着乐器一起起哄，他就在众浴友的起哄下演奏一曲。

那是个神奇又魔幻的夜晚，只见一身材足以警惕后人的老头赤裸裸，露着鸟，手持萨克斯风，在白烟缭绕的石砌浴室里现场吹起了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那一刻，我彻底在风中零乱，再暖的温泉水都融不了我瞬间冻结的心。

我跟这老头聊了起来，才知他传奇性的过去。

叫他昆伯好了，他说他家是台湾中部的望族，从小他的父母，就像大部分的父母一样，要他学很多才艺，不过跟现在稍微不同的是，他学的是汉文、书法、武术等。当时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小孩不得不接受日本教育，而有些大户人家民族观念深重，会请以前的老秀才来家里教汉文；至于武术，也是请过去一些乡里团练的拳头师来教。

昆伯的父母让他去日本读书，本来要他学医光宗耀祖，没想到叛逆的昆伯竟然跑去学音乐，学成后索性不回台湾了，坐船到了大连，在夜总会里当乐师。

在日本的时候，他不是“本岛人”，而是殖民地台湾人的身份，这多少会受到一些歧视，等到他到了大连，想说这是中国的地方，应该会对他好一点吧！结果没想到当时大部分的大连人也跟台湾人一样，搞不清楚这些关系。

等到日本打败仗，昆伯的身份一下又从“日本人”变为战胜国的中国人，这次他心想，总算是扬眉吐气了吧！没料到，认识的很多中国人只把他当作“二鬼子”来同情，这可让他很懊恼。

大约在一九四六年的时候，昆伯从大连到了上海，又在上海的舞厅找到一个乐师的工作。在上海，大部分的人对他的身份倒不是那么在乎，那时候他觉得上海真是机会无穷的一个城市，只要好好干，肯定可以闯出个名堂。

“我就住在静安寺万国公墓的旁边，因为便宜，哈哈。”

一听到他这么讲，我就囧，那是我天天都会经过的地方，现在都变成环境优美的公园了，每次坐在那喝茶，都不知道下面还有没有没被挖出来的……

总之，昆伯在公墓旁的弄堂，跟他同事一起合租了一间房。说起这同事，身材瘦弱，斯斯文文，一派书生样。昆伯记得这同事人老实，上班没太多出色表现，却也不会让人失望，爱看书，书架上满满的书，都是一些啥理论的，但他常常晚上没有回来睡觉，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样的人跟开朗豪爽的昆伯怎么会混在一起呢！原来是有次昆伯下班后，见这位同事被小流氓包围，他自恃练过武，路见不平拔拳相助；没想到猛虎难敌众猴拳，只好拉着同事快溜，因为有这战斗友谊，从此这两人交情也特别好，无话不谈。

一九四九年初，共产党大举南下，局势越来越混沌不清，昆伯收到家人寄给他的一本书，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有几片薄薄的金条，原来是家里要他快点回家，别留在大陆。

“他跟我说‘你真想要走的话现在就快走，不然来不及了’。”有天晚上，昆伯的同事对举棋不定的他说。

这时，同事跟他承认，他是个共产党，解放军就要打到上海，到时候想走都没机会了。

昆伯吓得差点屁滚尿流，他不敢相信那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同事竟然是共产党员，在一夜长谈后，第二天就连滚带爬地想办法买到船票回到台湾。

“要是没有他，我人生完全就改变了”昆伯说，“我算是很幸运，那时很多台湾人真的就在大陆回不来，连死在哪里，家人都不知道。”

闯荡大陆多年，昆伯是当年极少数来去过大陆的台湾人，毕竟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人很难到大陆，一九四九年之后又根本去不了大陆，这百年多来，台湾跟大陆真正产生联系的也只有这短短四年，短短几年，根本还不够台湾人去认识。

我就问他了，那时候台湾人到底是怎么看大陆的，在从“日本人”变成“中国人”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身份认同的障碍，大陆人对台湾人又是什么态度、反应，杂七杂八聊了一堆问题。我也忘记他到底是怎么回答我的，只记得他要我有空时去找找“台籍老兵”的故事，说不定可以从这些故事中找到某个侧面的答案，他说“当年很多台湾人死在大陆回不来”就是这回事。

来到高雄的旗津岛，比起台北吹着北风阴冷的天气，高雄蓝天白云，阳光普照，海风和煦，只需穿单衣就可。

在岛上一角，有一“战争与和平纪念公园”，就是纪念台籍老兵的主题公园，公园内有一主题馆，介绍台籍老兵的故事。

这里游人不多，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里有间纪念馆，就跟很多台湾人压根儿不知道有“台籍老兵”这回事一样。在台湾，一般说到“老兵”，通常指的就是一九四九年时跟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那些人。但是在那个年代，看似远离烽火的台湾，也有一大批年轻人参了军，被卷进这乱离的洪流当中。

主题馆的外墙有一石刻画，画上有三人，分别身穿日本军、国民党军、解放军制服。

看了馆内的介绍，再看看这幅画，越想越觉得这些台籍老兵故事真是具有传奇性，只是，所谓的“传奇性”“波澜壮阔”，通常都是荒谬时代下的一个小缩影而已，悲哀与壮阔常是一体两面，越荒谬，就越传奇。

我现在还无法很清楚地回答那所谓“台湾人自我认同”的问题，只好试着用“台籍老兵”这个题材，用几个人当原型，试着把他们几句话带过、看似云淡风轻的回忆丰润成为一简单的故事，当作这本书的开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