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泾渭分明。要前途还是要真理，成为摆在少数人面前痛苦的抉择。大多数人，正如刘索拉在中国当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中所说的：“你别无选择。”精英群体星散，一部分由士而商，一部分赴海外寻求发展，一部分人在巨大的失意中徘徊，一部分人隐遁。

现在看来，当时的纪录片《河殇》所引起的震动是多么的可笑，稚子们的心声，缀连在中国文化母体的长河中，滚烫的词语和激情四溢的文气掩盖了学识上的粗糙，成为一代人寻求心灵突围的符号性作品。那时，鲜活灵动的魂未断，每个人都自觉地将自己归类于“中国”这个词根下，吸收东西方文化，希翼把自己贡献出来。

但八十年代的精气神，到九十年代散开了，一方面市场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稀释得无影无踪。在新世纪后，一切围绕着现实考量，发财致富成功学，追求“牛逼、刺激”（郑也夫语）成为个人价值的最高实现。

八十年代的宏大命题，几乎是一代人的口头禅，信奉知识改变命运，然后呢？个人的命运确乎得到改善，国家的命运依然在惯性中滑行。《中国合伙人》的电影重现了八十年代的学习热、九十年代的出国热、新千年后的崛起热。但是，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即他们本质是中国这个母体的散伙人而不是合伙人，他们赚到了钱，却可能只有一张暂住证或绿卡。他们与中国命运的关联仅仅是人民币，而不是人民。他们对“中国”这样一个词根的理解，仅仅是“中国”是个庞大的超级市场，而不是“中国”是原乡。原因和逻辑都很简单，他们笃信：自己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魂断八十年代，异化九十年代，失落于新世纪。现在，该进入反思的时间了。

我从八十年代走来，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有着八十年代的记忆和魂魄。我是“八十年代下的蛋”。

八十年代的短缺经济正在接近尾声，计划经济开始了某种形式的松动。生活方式在年轻人那里首先得到了召唤和响应。“一无所有”之后，是不断地解禁，诗歌、文学、音乐全面复苏，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82届毕业生踏入了社会，开始贡献心力、实现自我。读书无禁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得学术、文艺和实业纷纷繁荣。一个开明的、离民主最近的时代，就这样到来了。

有人总结说，八十年代是“大起大落、大红大紫、大开大阖”。大起大落：八十年代，思想文艺最盛，是一座高峰，九十年代迅速衰减；大红大紫：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大红路线，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交锋；大开大阖：改革开放，是为大开；体制收紧，是为大阖。

八十年代的“好”在于“每天都有好消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九十年代的“好”在于要机会有机会；新世纪的好在于要钱有钱。八十年代的好是“精神头”好，九十年代的好是“头脑”好，新世纪的好是“老人头”好。

对八十年代的追忆不仅仅是一个“情结”，而且是着力要寻找到的精神力量。没有一个词能截然概括这种力量，但是，它确实使一代人觉得自己被一个时代轰然打开了。在后来的时间里，这种效用再也没有发生过。

八十年代，也许一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它存在着许多不足，遭受许多误读，也带给许多人很多痛苦和伤害，想逃离这个时代。但它的确是个“大时代”，价值观很多元、很有朝气，不像如今价值观单一，人人奔着钱去。现在的时代变化也很快，但都不及八十年代“只争朝夕”的劲儿。现在的变是物质的巨变，当时的变是思想的裂变。现在的变是有形的变，当时的变是无形的变。现在的变是每况愈下，当时的变是蒸蒸日上。

八十年代能否成为“上行社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源动力？重提八十年代是否能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时代与它的潜在影响？最能够接续百年来历史流变的时代中，八十年代居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有一个学者说：“甚至可以开一门八十年代学，八十年代的清点工作远未结束，才刚刚开始。”

媒体人陈虻有句名言：“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也许某一天，有一个人会这样给八十年代写一封信：我从八十年代走来，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流着八十年代的血液，我的魂魄系于八十年代……离开八十年代的故乡，我们开始流浪，可是我们累了，知道哪里是方向，却总是隔着透明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