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

胡赳赳

“魂”在八十年代，“头脑”在九十年代，“身体”在新世纪，这是中国人的“三段论”。八十年代回不去了，正因为回不去，才越发地想“家”。如果把八十年代比作故乡，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异乡人，又该向何处去？

三代中国人的命运，交叉于八十年代：一代是毛泽东的婴儿，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八十年代获得知识启蒙和复苏机会，从此改变命运走向；一代是邓小平的婴儿，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改革开放度过成长期，不再受饥饿的威胁，个性和内心开始表现，在城市中拼搏获得自己的位置；一代是全球化的婴儿，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及新世纪，被称为新新人类，受惠于八十年代的余温，然而，互联网才是他们的精神原乡，他们听八十年代的故事，感觉陌生，像个神话，也羡慕不已：父兄辈们，这样活过。

回首八十年代，是否能带给我们进一步迈向“新世界”的精神源动力？

八十年代是个弱话题，因为被谈论得太多，人们或许已感受到疲惫；但同时又是个强话题，其思想资源和话语资源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其精神线索尚未充分展露，其人文传统不敌物质大潮，渐渐潜伏下来，等待又一次“复盘”。尤其是，回首八十年代，是否能带给我们进一步迈向“新世界”的精神源动力？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众多人感受到自己活得很“苟且”、“前途渺茫”，物质主义胜利后，彻夜的狂欢后，迎来的不是天堂般的喜悦，而是对自我价值的“鄙视”。

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尤其可贵，可以说，上接晚清“幼童”赴欧留美的思想资源，中接五四西学东渐的革新传统，下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拿来主义”精神。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曾被斥为“全盘西化”，但也由此发端，知识分子阶层和工商实业阶层，风气为之一变。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政体未有大动的局面下，竞然崛起。可以说，我们享受的一切，均来自八十年代的馈赠和遗产。

“稳定压倒一切”、“不折腾”，种种后来政治上的纲领，都来自一个古老民族对华夏一统的天真想象和热切盼望。“家天下”是五千来中华文明的最高文明，分权于民是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历史温情脉脉的面纱终将可耻地撕去。尽管“权力的下移”是一条矢志不渝的历史主线，最终将走向人人平等、性别平等、众生平等的信仰王国中去，但在历史实际的进化路线上，仍要经过多次的搏杀、博弈，圣人与暴徒的交替诞生，最终，权力体现在每一块面包和每一个微笑之中，体现在人与人的平等和尊重之中。在文明的演进途中，野蛮扮演的不可一世的角色，只是集体无意识的“痛苦之身”的凝结与发作。“道可道，非常道。”多年前，老子骑着青牛出关时，已微笑着洞悉周知了这一切。

许多人把八十年代归结为“理想主义”，相对应的，九十年代是“市场主义”，新世纪之后是“物质主义”。《新周刊》有一期专题叫“外心人”，将一心向外求的中国人的欲望和焦虑表述出来。于是，我们也离开了精神上的故乡，离开了八十年代这一作为出发点的原乡。

灵魂，故乡，一代人的爱与怕，都纠结在一个绕不开的时空结点上：八十年代，中国。

魂断八十年代，异化九十年代，失落于新世纪，反思于末日危机后的2013。

一代人灵魂的高度止步于八十年代，再也没有进化与发展。

这既有其外部环境、思潮的制约，也有其内在的主观因素在作祟。“悲观情绪”笼罩着当初的奋进者，而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红利中，大多数当初的失意者又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成为中国巨舰“合谋”的一部分。痛苦的回忆在于：虽然灵魂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之中，身体却已不可遏制地越漂越远。理想号变成了欲望号，欲望号变成了和谐号。

当年，萨特红极一时的理论“自我选择”，第一次将中国人从“集体主义”中解救出来，回归到“原子个体”，重新擎起“个人主义”的大旗。《存在与虚无》是八十年代的“红宝书”，它的引用在那个时代超过了《毛选》。此时，崔健也替中国人第一次喊出了“苦闷”和“宣泄”。整个八十年代的乐章，可以说序曲是《一无所有》，尾声是《最后一枪》。

八十年代戛然而止。